姐姐的情人在宾馆要了酒醉的我
我和大姐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家庭的窘境让我和大姐只能选择去读技校一类的学校，因为那样毕业后，我们就能凭一技之长找到工作，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姐姐比我大5岁，从小我和姐姐性格就不一样，我很要强，看不起为丁点儿事就向别人低头的人。而大姐什么事都很依赖别人的帮助，有一点困难就想着求人帮忙。
1996年，我高中毕业之后，才明白想找一份养活自己的事并不容易。于是，我决定去找已经在广州一家大公司打工的大姐，听说她在那里有很宽的路子。凭着大姐的“关系”，我很顺利地就进了大姐所在的那家公司。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杨明波，他当时是这家公司的人事部主管。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姐的介绍下，他给我的印象很淡，这年我19岁。
一天，大姐对经常骚扰她的上司终于忍无可忍，动了换部门的想法，没想到她怒气冲冲地到人事部找到杨明波提出申请时，他对大姐的态度十分谦和，一副关心状。不久，大姐就如愿换到了其他部门。之后，两人相见时，杨明波总会大方地说有什么困难就找他，交往的次数多了以后，慢慢地，大姐就和他攀上了。那时，杨明波结婚不久，而大姐与姐夫之间的文化差异太大，两人没有共同语言，与杨明波在一起就算什么都得不到，但至少还有虚荣感。
那年底，姐姐怀孕回老家生孩子，临走时，希望杨明波多照顾我一些。尽管他满口答应，但我并没有找过他。1997年，我认识了同在这家公司的张巍，也就是我现在的丈夫。我们相爱了，但不久他就到其他公司发展去了。为了更努力地工作，我希望杨明波能将我调到文员岗位上，因为这对学计算机出来的我更适合。但他说现在只有质检人员这个职位能调，虽然比先前普通工人的待遇高许多，但脾气倔的我，并没有接受。1998年11月份，我怀孕了，回到了老家。1999年，当我再次回到公司时，杨明波已经升为区域销售经理了。
2000年春节。我从公司下班出来，正好碰上杨明波到公司，面对面撞上，彼此才趁着这个间隙聊上了两句。“好久都没有碰到你了，现在怎么样，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好了。”时隔一年多，这么近距离和他接触，才发现他比以前更成熟，也多了几分沧桑和圆滑。“没有什么，我还好，只是我姐姐还有400元钱委托我还给你，但一直没有机会和时间，最近你什么时候有空？”我说。“钱就算了，这么久了。你有空联系我吧！”他递过来一张崭新的名片。
钱的事让我始终觉得我们家欠他一个人情，所以很感激地挂在心上。我和丈夫商量，既然他不要钱，但为了表示感谢，礼物也应该送些，特别是大过年的。第三天，我打电话给他，他说当晚6点以后会有空，到时他在寝室里等我。我提着东西在他门外等了很久，直到将近9点钟，他才回来，一脸抱歉也一脸醉意。进屋后，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临走时，已经是晚上11点，对带来的礼物他怎么也不肯收。“你还是收下吧，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我说。“真的不用，谢谢了。”他说。“你这就是嫌弃这些东西不值钱？”我激他。“你真要留下这些东西，我就只有留下你了……”话音刚落，我和他都有些脸红，见此情景，我没说什么放下礼物就离开了。
3月，我的堂妹想过来打工，但由于还不到17岁，进公司很难，我就找到了杨明波帮忙。他让我拿一张堂妹的身份证复印件给他。而这件事还没办下来，他就告诉我要去深圳那边办点事，问我去不去，我想正好去看看那边的亲戚，就答应下来。请了几天的假，在亲戚那里住了一天，我心情因为亲戚一家的冷漠相待变得很糟。恰好杨明波打电话问我，想不想到城里逛逛，我立刻答应下来，就当是散心。第二天中午，我来到宾馆找他。那天逛完街后，我们一起吃的晚饭，我喝了许多酒，面对亲戚的冷眼，我不愿再回去感受寄人篱下的滋味。“那就住我那里吧，反正是标间，我们各睡一张床。”杨明波说。趁着酒劲我没有多想，就跟着他回到宾馆。
虽然醉得昏昏沉沉，但感受还是清醒的。迷糊时，我感觉有人在脱我的衣服，我试图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但很快又失去了力气，“相信我会负责的……”杨明波说。我没能更为坚定地拒绝，不是因为我相信他，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堂妹入公司的事还要靠他帮忙，那时，我才体会到大姐的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