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老婆可养，我想把钱捐给国家_情感文章

　　引导语：不管天晴下雨，我都在路上。有好几次，雨大路滑，我滑倒到水沟里，东西撒得到处都是，但是不敢停下来。 停下来哪有钱养老婆？

　　编者按：

　　许多人认为，孤寡与我们很远，与我们无关，认为孤寡只是偶然事件，是个人修为。

　　可事实却并非如此。它像天上的陨石，不知什么时候会落在谁的身上。

　　孤寡老人生存状态调查组用大半年的时间，在湖北、河南采访了七百多位孤寡老人，重点撰写了其中的六十多位，涉及两个省几十个福利院。这些寡居者，他们不是与我们无关的人群。

　　人：樊振平

　　男 ，947年生

　　湖北省建始县茅田乡兰鸿槽村人

　　当了三十多年乡村货郎

　　我当乡村货郎，为了挣钱养老婆

　　我叫樊振平。这个名字，三十几年前，在茅田一带，十里八乡没几个人不晓得。铃铛叮叮一响，都知道我樊振平来了。

　　我年轻时候是一个乡村货郎。这职业现在没有了，如今到处是商店，赶个集也方便，年轻人还会在电脑上买东西，用不着货郎了。

　　山里的乡村货郎和平原地区的不一样，我们交通不便，多半要走山路，不能推车骑车，只能挑个担子走乡串户。我的担子里好东西多，火头针线、锅碗瓢盆、胭脂肥皂、鞋帽布头、包子馒头……只要是村户人家要用的东西，我都卖。

　　我挑担子，走的地方多。每次出门，一圈走下来，怎么也得两三个月。

　　那时候走乡串户的货郎不少，我的生意总是不错。因为我讲信用。只要有赚头，绝不喊高价。农民买东西，一分钱都计较，那时候鸡蛋才几分钱一个。我不骗他们，价钱合适，多进几次货，多跑几趟腿，多的都赚到了。有时候人家要买的东西，我担子里没有，就拿笔记下来，下次一定给他们带来。他们信得过我，进货的钱不够了，他们愿意先把钱垫出来。买过我东西的人，没有说我这个人不行的。

　　别的货郎生意没我好，他们欺负农民老实，卖残次品，卖高价钱。东西价高却不经用，别人试过一次就不会再买，等多久都要等到我去。别的货郎不服气，说我这个人有财运，我说不是，是我不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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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时的我，长得周正，个子不算高大，但一副斯文相，见谁都一脸笑。乡里乡亲都说，若不是挑一副担子，肯定都以为我是个区里的干部。虽然我是一个赶脚的，但穿得也干净体面。一九七几年，乡下人大多穿草鞋或自家做的布鞋，一身补丁的对襟衫子，我就穿上了解放鞋、中山装。在那个年代，可是了不得的。到了八几年，我穿得更洋式了，皮鞋配西服，完全是城里人的装扮。

　　我老婆说我穿什么都好看，是个衣架子，要我穿好点，这样她在人前才有面子。她自己也爱打扮，爱穿新潮的衣服，红红绿绿的衣服穿在她身上，显眼得很。我也很得意她穿好看，出门看见好看的衣服都给她买回来。

　　我老婆是龙坪乡申酉坪的人，叫贺月华，小我四岁。结婚前，我父亲专门找算命先生算过，说我们八字不合。我妈死得早，所以父亲很谨慎，反对我们的婚事。是我一再坚持，非她不娶。我是真的喜欢她，她长得好看，又斯文又秀气，是个有教养的女人，读过初小，识字比我还多，她爹当年还是龙坪企管站的站长。

　　1974年阴历的5月份，我在龙坪的楂树坪挑担子，晚上在老乡老杨家借宿。那天他跟我说，我看你这个人精明能干，为人又不坏，我给你说个亲事要得不？我想都没想就说，要得要得。我以为他就是随口一说的，没想到第二天他还真的带我出了门，去了申酉坪，他的一个亲戚家。

　　女方详细打听了我家里的情况，主要是成分问题，还有家庭负担问题。没费什么周折，女方就同意了。老杨给我说的女人，就是后来我的老婆贺月华。当年腊月我们就结了婚。婚后我才断断续续地知道，贺月华在我之前曾经有过一段婚约，对方是申酉坪小学的一个民办教师，后来人家转正了，去了龙坪小学教书，就毁了婚约。为这个事情，贺月华差点自杀，她父亲在龙坪街上也好久抬不起头来。我这才明白，她条件那么好，为什么愿意嫁给我一个货郎。

　　结婚后我更加努力做生意，就是想赚钱，养老婆。我不让贺月华下地出工，不让她挣那几个工分，舍不得让她辛苦。就让她在家养着，做点轻省的家务事，主要任务是给我生个娃儿。她自己也愿意这样，很是乐意过这样自在逍遥的日子。可几年过去了，肚子没一点点动静。

　　挑担子当货郎其实是很苦的。平日穿得体面，不上坡不下地，其实苦得很。起码得有个好脚力，一天就在不停地走，为了那几个钱，再难走的路都要走。而且越是交通不便的地方，东西越是好卖。不管天晴下雨，我都在路上。有好几次，雨大路滑，我滑倒到水沟里，东西撒得到处都是，但是不敢停下来。

　　停下来哪有钱养老婆？

　　挣着钱了，老婆却跟别的货郎跑了

　　我不仅当货郎挑担子，还会一点手艺，我会理发，还会泥瓦工。货郎担子里随时带着理发工具，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老乡需要，我就给他们理发，无论老少，统一收五毛钱。有时候也不收钱，能混一顿饭也可以。

　　最开始挑担子，回家出门都要偷偷摸摸的，不敢声张，夜里要很晚才回去，白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怕被队里拦着不许出去，还要被批斗。后来政策好了，可以大大方方当货郎，没人管。

　　1983年茅田撤销人民公社，成立茅田区，分田到户。家家户户的日子好多了，至少粮食这一项是不缺了。我还是做我的货郎，很多人羡慕我是个殷实大户，就也学我，搞个担子，走乡串户卖东西，可生意总是不如我。十里八乡都只认我这个货郎，别人卖东西摇拨浪鼓，边摇边喊。我不一样，拿个旧自行车上取下来的铃铛，铃铛叮叮一响，大家就知道我樊振平来了，什么也不用喊，大家都围上来。

　　生意好，挣钱也快。1986年，我买了一辆嘉陵125的摩托车，花了八九千块钱。别说在乡里，就是在城里也是个稀奇东西。那时候好多地方都修了公路，可以骑车去。好多人都说我骑摩托车当货郎，那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他们不知道，因为跑得快，我赚的钱更多了。那个时候卖的东西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小东西不卖了，主要卖衣服鞋帽。

　　到1989年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三万多块钱的存款。我跟贺月华说，我挣钱就是为养你的，存着没什么用，我们修个新房子，让你住好点。贺月华同意，我们就把原来的瓦房木房子推倒了，在原地基上新修了三间平房。那时候全村的房子都是瓦房，就我家的房子是砖混平房。县里广播站的记者还为此来采访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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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4月，我认识了冉邦荣。他和他哥哥，还有两个老表，从湖南龙山来到建始，在县城开了几个铺子卖服装。他们分了工，两个人守铺子做生意，两个人跑乡里。冉邦荣跑茅田、长梁这一带，和我一样，骑个摩托车。我也是跑江湖的，知道在外面跑不容易，又和他谈得来，便让他住在我家里。贺月华也乐意他在我们家落脚，住宿吃饭的钱算得清清楚楚，他不抠，出手大方。关键是他们在城里做生意，进的衣服款式新潮，虽然因为价格高，在乡里不好卖，但贺月华喜欢，他时不时就送件衣服给她。

　　他们生意做得不太好，城里的铺子赚不到钱，跑乡里的稍微好一点，但也不怎么样。主要是因为他们几个喜欢打牌，有时窝在屋里打上整整几天，铺子门都不开。

　　冉邦荣见我生意好，就要跟我学，嘴里总是喊我樊师傅樊师傅。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我让他跟我跑了几次。他小我五岁，见过世面，人也勤快，在我家什么家务都做，还帮我父亲洗脚，说要认我父亲当干爹。可他的生意还是做不起来，我帮他推销也不行。

　　后来我劝他回县城开铺子，简单些。他不搞，说回去也是打牌，跑乡里总还是能挣点钱。我也懒得再管他，我跑我的，他跑他的，生意各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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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冉邦荣以后，他去我家吃住的时间比我还多。我出一趟门，一般要好些天才能回一次，他生意没我好，所以隔三差五就去我家。那年腊月我出了最后一趟门，腊月二十四，过小年那天回的家。长工短工，腊月二十四满工，我们乡里腊月二十四以后就都开始玩，不搞事了。我把年货都办齐了带回去的。劳累一年了，准备好好休息几天，好好过个年。

　　回家之后没看见贺月华，父亲说她让冉邦荣送她回娘家住几天，过年的时候回来。我感到不对劲，正月初一就要回娘家拜年，这眼看要过年了还往娘家跑什么。我骑上摩托车就去找她，可她娘家人说她没回去。我连夜赶到建始县城，冉邦荣几兄弟在四化路开的铺子早就关门了，人毛都看不见一个。

　　我明白了，冉邦荣把贺月华拐跑了。

　　我第二天就从县城坐车，找了三四天才找到冉邦荣的老家。他哥哥说冉邦荣确实带了一个女人回来，但只过了一夜就走了，去了福建。至于福建具体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没老婆可养，我想把钱捐给国家

　　老婆被人拐跑，让我在村里出了个大洋相，有人同情，更多的人是在看笑话。父亲受的打击比我还大，气病了，在床上睡着，正月家里来客人拜年都起不来。过完年没几天，父亲就死了。他临死之前还在骂我，骂我没用，说一早就说了我们八字合不拢，那女人就是个祸水。

　　我辛辛苦苦挣钱，就是为了养老婆。到头来，钱在口袋里装着，老婆没了。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赌博，一个人吃饭，冲上天也只需要那么点钱。有人劝我，再找一个女人。再找女人的时候，要看准，要能过日子。(最新经典文章 www.imhuang.cc)

　　我后来遇到过几个女人，都闹得不大愉快，经历过这些事，就不再接近女人了。我心灰意冷了，也没心思再拼命挣钱，再说钱也没那么好挣了，乡村里的小商店越开越多。走乡串户的生意不做了，就在家里窝着。有人上门理发，我收五块钱，多一分都不要。附近有谁家搞建设，需要泥瓦工，我就去干几天，多少挣点。钱虽然没以前挣得多，但过生活足够。

　　2010年的时候，村干部看我孤单，就把我送到了茅田福利院。只住了两个月，我不放心几间房子空着，就回家了。

　　现在我身体垮了，连做饭都成了问题，只好回福利院来住。回想这一辈子，还是这里的日子过得安稳，有吃有穿，有国家养着。我给任院长交待了，哪天我死了，就帮我把存款捐给国家，把房子也卖了，钱捐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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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人：高焱明

　　男，1944年生，鄂州市梁子湖太和镇高梅村人

　　民间古板书表演艺人

　　1998年入住太和镇福利院

　　堤还没有做好，我的脚就受伤了

　　1977年，我三十三岁。生产队派任务，在涂镇湖做堤坝。晚谷割上岸就去了，做了一个多月了，堤还没有做好，脚就受伤了。那时候做什么都难，全靠人力。拖土用老式的两轮板车，两边竖起高高的墙板，一车土就有一千多斤，一个人根本降不住。因为是重事，大家就轮流做。那天本不是我拖土，可我们来的孩子太小了，还不到二十岁，根本拖不动板车。我看着心疼，就把他换下来，让他去锹土上车，我顶替他拖板车。

　　下午三四点的样子，我拖的板车突然翻了。我没有注意到，两个车轮底下一边是泡土，一边是大土墩。泡土那边，车轮空了，车子往一边倒。车把飞过来把我的腿刷断了。我疼得像杀猪一样大叫。大伙都停了下来，领导派了两个人把我抬到指挥部，其他人继续做事，毕竟生产进度比我的脚重要。

　　医护室只有张有秉一个赤脚医生，他没有真手艺，把我害惨了。实际上，是脚踝受伤，螺丝骨翘起来，把碗打破了。他非说是脚笼管断了，直接用两块杉树皮捆。无论我怎么喊痛，他也不怀疑是自己搞错了。

　　生产队派人用竹床抬我回家。我在上面哭着喊，让他们慢一点，慢一点，但他们还是走得很快。他们每走一步，我就哎哟一下，钻心痛。

　　抬回家后，姆妈看见我就哇哇哭。家里的主劳力受伤了，残废了，日子没法过了。再说，这一病肯定要花很多钱才能治好。姆妈的哭声比刀还狠，一声一声，刮着我的骨头。

　　家里没有钱，但还是想办法给我治疗，把我抬到毛家去找接骨的老医生，医生当时一摸就说接错了。他一说，我就哭了。

　　老医生当时阶级不好，不敢给人看病。我们找大队开了证明，他才答应下来。

　　生产队把我抬回家就不管了，我们只好借钱治病，直到第二年六七月脚才不那么痛。一年多，镇上干部说好的工分都没给我。我的脚刚可以走路，就去找镇上的干部写了批条，生产队这才补给我钱和工分。

　　在床上躺了快两年，我们的那个小伙子，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听说涂镇湖现在破堤还湖了。

　　学会说书后，我风光过一阵子

　　1980年，分田到户了。各家各户干自己的农活，我却动不了，只能躺在床上，想死的心都有。以前是政策不好，阶级成分不好，三十多了还没有成家，现在政策好了，我却瘫了。

　　后来，我们来了说书的。家人为了让我散心，就把我背去听。结果，奇迹出现了。

　　说书人见了我，立马走下台来打招呼。我们是老熟人，我听过他说书，还当场指出过他的破绽。我喜欢看故事书，他说的内容，我都晓得，所以能听出他是不是说对了。他见我的脚这样了，问我怎么办？我说想学说书，让他教我。他说教不了——我的故事讲得比他好，又捅过他的娄子，而且他也怕教会了我，会抢他的饭碗。

　　于是，我让他只教我打鼓，打着好玩。他答应了。但我没有鼓，他就教我练空动作。他估计我嫌躺在床上烦，敲敲打打的好打发日子，过去了就会放弃。但没有想到，我捏着筷子在桌子上击打，右手捏棍子，左手晃动大拇指，这样练了两个多月，还真的就学会了。更奇怪的是，学会了敲鼓板，我的脚也消肿了。后来，父亲用两块钱给我买回来一个破鼓。

　　有了破鼓我就开始说书了。我的第一场演出是在梁子镇高家嘴。当时我有点害怕，就挑了家门口。可哪知道，我天生是说书的料，一上台就什么都忘了，只有心里的故事。那一次，在高家嘴说了七个晚上《秦琼卖马》，连续七个晚上，得了十四元钱。每天还有一包烟，游泳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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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后，就一发不可收了。八十年代初，还没有电视，里要是来了个说书的，就会像过年过节一样热闹，各家各户把三亲六眷都接来做客，听书。而我则享受贵宾待遇，每天一包烟不说，队长还会特意去各家做工作，派到谁家接待，就要拿出最好的饭菜。我不喜欢吃肉，就让他们给炖碗鱼汤，或者黄颡鱼鲶鱼下面条。梁子湖边上，鱼虽然是贵东西，但总比肉好找一些，便宜一些。那时候，谁家里都过得不宽裕。主家知道我这是体谅他们，就更尊重我了。

　　饱饱地吃过晚饭，我就端了茶杯去说书。说书的场子一般是在村的禾场或者是祠堂。一桌一椅一鼓，我的道具就这么多。看底下密密麻麻坐满了人，惊堂木一拍，开讲。

　　大家都很喜欢我，我人长得好，一米八的个子，三十刚出头，英气逼人。说书的时候，邪头怪脑的，讲到精彩的地方，他们不光是竖起耳朵听，还会笑得拍巴掌，前翻后仰的也有。

　　说书的日子有吃的有抽的，又不累，颇有滋味。

　　那些年我就像个明星，只要背着鼓板，在路上走，就会有人追着我赶。把我拦着，让我去他们的开场子。有时候，刚在这个子开场，其他的子就有人来预定，还没等说完，鼓板就被人接走了。

　　我不想作恶，所以错过姻缘

　　说书的时候，人心情好，春风满面，容易招惹桃花。沼山镇孙胡谈有个叫欢子的细女娃，总是坐到最前排，竖起耳朵听，一场都不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

　　在他们说书的那几天，欢子总是跟着我。我去湖边洗衣裳，她也跟着。还带着我走蛮远，说那边的水更好。黄昏，太阳快要沉到水里去了。欢子一路跟着我说说笑笑，长长的辫子，白白的皮肤，嘴唇红艳艳的，真好看。说到最后一个晚上的时候，欢子偷偷和我说，明天到长岭街上等我。她是想和我私奔了。

　　那一晚上我没有睡好，恍恍惚惚的，总做梦。在梦里，欢子的家人追着我们赶，吓得我醒来后还出一身冷汗。第二天，我起晚了。正犹豫着要不要和欢子碰面，就被张家五房的人拦住了，他们要我去开场子。生意来了不能不做，再说，去长岭还不知道是福是祸。我就跟他们走了。后来听说，欢子那天在长岭街哭得好厉害。

　　沼山镇洪内村有个叫蛾子的姑娘，十六岁，也喜欢听我说书。在他们说书结束的那天早上，她没有出工，跑到我睡的房里，把门闩上了，也不说话。在房里这里摸摸那里摸摸，眼睛总往我身上瞟。我假装睡着了，我知道她想做么事，但我不能那样做。我眼睛闭得紧紧的，可心儿怦怦跳，如果我不用手摁住，它就会蹦出来似的。后来，我离开的时候，娥子带着包袱，在山口等我。说要跟我回家。我就骂她，你一个姑娘家家怎么可以跟男人跑。我让她赶紧回家去照顾她的妈妈。

　　那么多女孩喜欢我，但最后我还是一个老婆都没有。那时，我才刚开始说书，没有存到钱，而且我又不知道她们是不是真心的。我不敢做坏事，万一她们反咬我一口，告我拐带妇女，那就糟了。

　　我的师傅，就是那个教我敲鼓板的师傅，他就是在说书的时候和别人好，被人打个半死。他说了一辈子书，没有结婚，前几年在福利院去世。

　　我父亲做过国民党的保长，之后因为这，我们家被划定为“四类分子”家庭。带了帽子，那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时不时就把我父亲支出去挖地洞。红卫兵一来，把家里的东西一气乱打，坛坛罐罐的碎一地，你还不能气，不能和他们对着来，不能反抗。要忍着，你不知道，要是反抗了，我父亲会遭更多的罪。

　　我的脾气就是这样被冤没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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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政策慢慢好了，“帽子”随风吹了，我的头也就伸出来了。

　　我三十六的时候，在保安镇说书碰到的一个女人，女人长得眉目清秀，但就是眉头一直紧锁。后来，轮到她家接待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她的老公是个病秧子。女人的日子过得很紧巴，但接待的饭菜还是很丰盛，这让我突然很动心，就提出要和他家结拜亲家，也就是说让她的孩子认我做干老子。那是当着他老公的面结的亲戚。后来来往多了，就和她好上了。我心疼她，想帮她。她说要离婚跟我，我没有同意。我还是到处去说书，隔一段时间就带着钱去她家。那几年，我帮她建了一栋房子，还帮她治好了她丈夫的病。

　　她丈夫肯定知道我们的事儿，以前从来不提，等病好了，就介意了，还打了女人。我提出要带女人走，结果，她不肯离婚。

　　从那之后，我再也不去找她了。

　　四十八岁的时候，我又有了一个女人，没有拿结婚证，但她在我家里住了大半年。她是被人带到太和来的崇阳婆子，肚子蛮大，一看就晓得是有病。我看她蛮作孽的，就从介绍人那里把她带回家了。

　　那时候我的心思都在牌桌上，每天都往太和街跑，街上有大牌铺，时时刻刻有牌打。我白天打牌，晚上说书。虽然那时候已经有电视了，但到了晚上，他们还是喜欢到大院子里坐在一起诳天。我给他们说书，他们这个给一块，那个给五块，一个晚上下来，最高的时候可以有一百多元钱的收入。收工后，再去下个馆子抿几盅小酒，日子过得潇洒着呢。

　　家里的崇阳婆子其实蛮好的，只要我把柴米油盐弄到家里来，她基本上不管我。我还给她治病，把她的大肚子治好了。她也好，每年给我养几头猪。但我不能真心对她好，因为她总是牵挂她在崇阳的孩子。我就知道她的心不在这里。

　　后来，我们有个人跑来告诉我，你屋里的婶子走了。我知道她是要走的。我跑回家去看我的钱，她没有多拿，就拿了几十元钱，大概是做车费。另外，我看到猪食已经煮好了，水缸也挑满了。

　　我知道她的心里欠着娃。她是应该回崇阳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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