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背面曾有爱 – 女娲之爱

墙背面曾有爱

年少时,她住在他的隔壁。她从小就喜欢他,整天黏着他、追着他。彼时,他是个黄毛小子,她是他不屑的臭丫头。乡下的桃花开了又落,她对他的心却如竹子一样,一直青着。尽管她比他小三岁,他吵她骂她,把她带给他的吃食扔掉,与顽皮的男孩子一起欺负她。

她长得不漂亮,学习也不好,她把心思都用来讨好他。他的母亲常年有病,她就跑到他家里,洗衣做饭,聊天更衣,侍候他的母亲。那时,她就期望可以成() 为他的妻子。

他是骄傲和优秀的,他看不上她的贫穷和灰暗,他的志向在远方。他愤怒地把她赶出他的家门,向所有人宣布,他永远都不会娶她。

那些金子般的眼泪,滚滚落下,狠狠地砸在泥土上。她再也没有找过他。

后来,他考上了大学,去了外地。顺利地毕业,留到省城,结婚,生子,辗转调动,离婚。一恍惚,二十年岁月就那样过去了。或许,谁都会以为,当年的那个野丫头,和他再也没有任何瓜葛了。一个是知名大学教授,一个是嫁给他人的粗鄙乡下村妇。寂寞时,他也会想起年少荒唐,辜负了她对他的好。

偶然的机会,极其偶然,他在学校门口遇到了她。双方,都莫名的惊诧,仿佛岁月从来没有离开过。她比以前温婉了很多,身上呈现着知性女人的气质。是的,她并没有成为村妇。当年的羞耻,让她奋发图强,最终离开了那个村落。

他在B城工作的时候,她在B城上学;他在C城当科长的时候,她在C城小学做老师;他在D城培训考察的时候,她又在D城度假,她小姨是D城人;他在E城开会的时候,她又在E城读研;后来,他回到了A城,在大学从行政到教授,她在他学校对面的研究院工作。他和她是那个年代,他们村落里走出来仅有的两大学生。

命运似乎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她一直在他的附近,一墙之隔,他们一直不知道。近在咫尺,也远似天涯。墙是岁月,墙是命运,墙也是人心,隔开的不仅是爱情,还有人生。

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边从事戏曲研究,一方面为文学而准备。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忆罗隆基》。写毕,急急忙忙又恭恭敬敬地拿给丈夫审阅。他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专攻戏曲小说。就文学言,他是内行,我是外行。审阅前,我塞给他一支中华牌铅笔,并在耳边细语,道:”你看到有什么段落或句子写得还算好的话,就在旁边给我画个圈圈,以资鼓励嘛!”

他笑笑。一笑之间,我们的关系顿时从夫妻转变为师生。他坐着,我站着。近三万字的篇幅,他一页一页地看,我一刻一刻地捱。只见老公手里的笔,一动不动,我心里凉了半截。看到最后一页,他画了一连串的圈圈。我知道:这是专为”以资鼓励”才画的。瞅着这最后的圆圈,我都快哭了。

丈夫让我坐下,严肃地对我说:”小愚,你有丰富的经历和记忆。平时聊天,听你形容个人儿或说件事儿,都活灵活现的,可到了纸上,你怎么就干巴啦……”说话的口气,像训孙子一样。

“你知道自己缺少什么吗?”

“缺少语汇呗!”我说。

“不是缺少语汇,是缺乏文学训练。”

哦,原来我缺的是文学训练!于是,我便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训练。每天读古诗古文古小说,又翻阅当代读物。为此,订了许多期刊,包括《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自认为比较好的作品,读后拿给老公鉴定。他有时像法官一样,盯着我问:”你说说,这东西好在哪儿?”一听这口气,便知道自己又看走眼了。几年下来,也还真阅读了一些当下作家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中篇小说。其中一个中篇,题目叫《死于合唱》,看得我兴奋不已,打听这个叫”胡发云”的作者是谁?还不遗余力地四处推荐。书中描述的费普–一个民国时期的遗老遗少,从1949年起,他的日子从英租界移到了红旗下。由少到老,一辈子都在努力改造旧思想,努力地去适应新环境。结果,家庭、地位、财产、职业等等身边的一切都变了,可就是那份儿遗传下来的精神状态无法改变。正是这个文化的顽固性,让费普历尽坎坷,也让我读得热泪滚滚。我自掏腰包复印了许多份《死于合唱》,送给那些自幼家境甚好,就读于教会学校并精通合唱的女友们。她们也是一样的感受。只要我们凑在一起,就要说”合唱”。

一晃多少年。我与胡发云先生会面了。但我们的话题,不是”死于合唱”,而是死于癌症。我丧夫数载,他丧妻也近两年。由于亲人死于同样的绝症,我们的第一个话题便是病痛与死亡,也是一个反复的话题。

中年是最灰色的,如悠长的冬日,似飘落的雪花,胡先生比我坚强,他很快给亡妻写了长长的悼文,以寄托浓浓的哀思。悼文是用”伊妹儿”传过来的。我边读边哭,字里行间我听到了他的心碎声。文中,一段给病重妻子洗澡的细节,深深震动了我–

妻子说想洗个澡。胡先生跑了大半个武汉市,买来一个椭圆形的轻巧小浴缸,刚好可以放在病房里。他灌满热水,把妻子抱起来放进小浴缸,先用毛巾把锁骨处的输液接口裹严实,再一处一处给她轻轻擦洗。妻子自嘲地说:”我变得这么难看了。”胡先生笑着说:”我觉得不难看,那就是不难看。”然后又背诵了法国女作家杜拉斯那一句撼天动地的话–“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洗完后,他用了几乎整整一瓶护肤霜给妻子全身上下轻轻涂抹了一遍,肌肤立时就滋润鲜亮起来

写到这里,胡发云感叹道:”51年的生命。30年的相识。26年的夫妻。像一株自己种下的花儿,眼见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美。这种美,只有种花人自己才真正看见的……哪怕凋萎,也看得见其中绵延不绝的风韵。就像家里那几束早已老去的山菊花和勿忘我。”泪落染树,血流染枝。这篇悼文,使我看到一种以生命的执著去完成的宿命式的神圣爱情。

窗外,太阳冷冷地照着,我心里一片悲哀。世间最坚韧、最脆弱的关系莫过于夫妻了。夫妻?有谁懂得什么是夫妻?小时候,父亲谈及罗隆基私人生括,曾说过这样一句:”在中国,懂得女人的男人不多;懂得男人的女人也不多。”我没见过胡先生的妻子,但我觉得他是懂得自己的妻子的,他是懂得女人的男人。

我是第二次婚姻了。二次婚姻的特点是婚前双方要把所有问题提前谈好,权衡的分量大于的砝码。所以,婚后我和丈夫的关系,平淡得像”独联体”–松散的联盟。一人一间屋,各干各的事,各看各的书,经济独立,社交独立。日子再平淡不过了。可是一旦他倒下,那平淡后面的东西突然显露出来,血淋淋的!我恍然大悟:他不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生命的全部。我哭泣着不断哀求医生:”救救他,用我的命换他的命!”两次昏死在他的病房。我第一次倒地,他大叫:”这儿不是医院,这是虎口。我俩不能都掉进来,你要逃出去!从明天起,不许你来看我。”第二() 次,他就只能用无比忧伤的眼睛望着我,望着我。

丈夫的病越来越重了,那时我刚好写完《忆张伯驹夫妇》的草稿。他挣扎着一天看一两页,还在稿子上面做记号。并吃力地说:”小愚,你写得比以前好多了。也还有很多问题,等我的病好了,我来给你改。”过了一个多月,丈夫大概知道已经没有为我修改文章的可能了。他把稿子从枕头底下抽出来还给我。说:”写吧,写吧。等我死了,你就成功了。”

一天,丈夫的气色还好。他坐起来拉着我的手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段。后三段都是苦,前面的生,也未必是乐。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的标准。小愚,对你来说,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活下去!这是你父亲当年的叮嘱,也是我的叮嘱。我不担心你的工作,只担心你的生活。你什么都不会呀。我死后,谁给你领工资?马桶坏了,谁给你修?灯绳断了,谁给你接?你一个人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再找一个男人吧!”我扑在他胸前,放声大哭。

“死”是结束;”老病”是处在生死之间;而半生半死,最是痛苦。我和他都是半生半死人。此后,丈夫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靠输液和”杜冷丁”活着。一个周日,他的两个孩子都来探视。预感到来日无多的他,流着眼泪要求孩子:”你们今后要照顾好章姨!答应我,答应我!”其声嘶哑,其情凄怆–死神来临之际,夫妻诀别之时,我临近花甲之年,懂得了爱情,也懂得了男人。清理他的遗物,我发现一个纸夹。那上面的每一张纸,丈夫用铅笔写着同样的一句话:今后最苦是小愚,今后最苦是小愚。

丈夫死在位于通州的北京胸科医院。他去世六载。六年来,我双脚不过四惠桥,两眼不看东方红。以往夫妻的共同节目如看大片、看球赛、写对联、下棋、听戏、散步,我全戒了。

我一直以为人生有两件东西是属于自己的,一是情感,二是健康。丈夫一步一回头的离去,使我猛然醒悟:这个世界原来是什么也抓不住的!我内心那份绝望的寂寞,从此与生命同在。只要活一天,它就在一日,很深,很细。

1924年春天,日本东京,樱花如雪人如潮。樱花树下,年过而立的白薇与杨骚相遇了。从此,这位清秀儒雅、眼神清凉的年轻诗人,成了她的桐花万里路。

那时,白薇为爱出逃,落下一身伤病,一颗玲珑心,千疮百孔,她称自己是”三无”女人:生无家,爱无果,死无墓。杨骚因初恋情人凌琴如琵琶别抱,而深陷失恋的泥潭,痛不欲生。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像两只寒号鸟,在异乡的凄风苦雨里,相互依偎取暖。怜惜是最好的黏合剂,两颗破碎的心,两个寂寞而狂热的灵魂,在彼此怜惜里,渐渐交融在一起。他说,我非常爱你,爱你的心、灵、影。她醉了,在他的暖暖爱意里,一朵春花迎风盛开。

白薇白净秀气,雅逸脱俗,一双晶亮的大眼睛满含淡淡的哀愁,似寂寞清吟。当年,她不惜冒着挑掉脚筋的危险,从封建包办婚姻的炼狱中逃出来,几经辗转,吃尽苦头,求学日本,又历尽种种非人折磨。悲惨的遭遇,使她特别渴望爱情的慰藉。

白薇爱上了杨骚,像一条落岸的鱼,突然有了水滴的滋润,更知道水的珍贵,便死死地缠上去。”我十二分的想你。凄凄切切地,热泪如雨滴。我的心痛极了,天天哭上三四回。我只想看你,不知道为什么要看;我只要爱你,不知道为什么要爱……”爱得这样透明赤诚,毫无保留,像绑着炸药包行走在烈火中,几近癫狂,仿佛他就是她的天、她的地。这样的痴痴缠缠,这样的烈火烹油,杨骚只觉得烈焰灼灼扑面而来,他突然害怕了。说到底,她只是他的小小的驿站,是他疗伤的药,他失恋的心需要一场恋爱来按摩、治疗。诗人杨骚心底里,凌琴如那欲语还休的少女情怀,才是美的,才是令人久久回味的诗篇。他走了,不辞而别,欢如朝露的日子,刹那间,又成寒雨秋霜。

杨骚回到杭州后,方告知白薇:”十二分对不起你,没有和你告别。”他劝白)薇:”莫伤心、莫悲戚、莫爱你这个不可爱的弟弟。”他还坦承他仍深爱凌琴如。没想到,一个星期后,白薇出现在杭州,出现在西湖葛岭,他的暂居处。她穿着有点旧的碎花裙子,雨顺着发梢,一串串淌下来,大眼睛显得更大,像星星点点的火花,在辽阔的波涛里明明灭灭。路费是千辛万苦借来的,杭州是她当初千辛万苦逃离的,可现在,她穿越千山万水,只愿随他天涯海角,做他的”降臣”、他的”婢女”。她哭泣着说:”爱弟,我非爱你不可,非和你往来不可。你要尊重我的无邪气,不要把我无邪气的可爱的灵魂杀死!”杨骚却异常冷淡,像暴怒的狮子,大声呵斥痛骂,留下一句:”别跟来,三年后再来找你。”扬长而去。

那年的杭州,雷峰塔也倒掉了,爱情已无枝可栖。孱弱的白薇病倒了,昏昏沉沉,头痛欲裂,恍惚中,好像有一群人,按住她,挑她的脚筋,那么痛,她喊他的名字,喊他救命,可是他不理不睬,头也不回地消失在她的视野里。她没钱交房租,没钱还药费,甚至没钱吃饭。后来,她卖掉了一部诗剧作品,才摆脱困境。她仍然四处寻找他,不是对他欲罢不能,是她对自己欲罢不能啊!

杨骚逃回到漳州老家,白薇的信件追来了;杨骚逃到新加坡做了一名穷教员,不久,白薇的信又尾随而来。她像一根青藤,沿着杨骚的脚印,一路疯长。杨骚在哪儿,她的心就在哪儿。她一心一意找他,肆意坦荡,仿佛满世界都是她的天罗地网,他怎么逃得开。

可杨骚的心里,只有凌琴如的音容笑貌,他爱凌琴如不亚于白薇之爱他。他很少回她的信,偶尔回,也是只言片语。白薇也绝望,也痛苦,她想过死,想过自杀。她手中的笔,唾珠咳泪写相思大痛,她只好把这痛,化为人间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她把全身心付诸写作,流着泪写,伤着风写,咳着血还在写。她写戏剧,写小说,写诗歌。1926年4月,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专门介绍了白薇,称她为”突然发现的新文坛的一颗明星”。

1927年10月末,一个晴朗的秋日午后,他回来了。

也许是病的缘故,每到午后,她总有些恍惚,窗外的泡桐叶,一片片黄了,落了,她总能听见光阴的脚步,细细碎碎踏过她的心房。房东太太尖利的声音响起来,喊她的名字,告诉她来客人了。她缓缓起身,从窗口向外瞟去,”窗下的人,瘦削、漂亮、年轻,感伤的诗调,风姿迷人,眼睛闪出魅人的瞳光,啊!是你,是你,是你,三年阔别的你!”魂牵梦萦的人,就在眼前,她顿时泪流满面,悲喜交加。四目相对,他清凉的手指抚过她的脸颊,那如十四行诗般的忏悔,把她所有的心酸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寂寞所有的等待,都消弭无踪,蛰伏在心底的爱情,刹那间又沸腾了。她在诗中说:”潜伏的爱,经过了多年的潜伏,该变为火山的冷熔岩,但你来又投进火星一点点,使我潜伏的爱呀,将要像炸弹一样地爆发!”她接纳了他,以地母的悲悯,以情人的热烈。

失而复得,有他的岁月,她是满足的、欢喜的、幸福的。他们朝夕相守,谈诗写作,才思如洪流奔涌,上海滩的街头巷尾,都流传着他们的诗情画意,他们双双成了上海滩的文学新星。

他们决定结婚,向亲朋好友发了请帖,到餐馆订了席。良辰吉日到了,亲朋好友、新知故交都来了。白薇红裳新装,在座间,笑意盈盈接待来宾,多年苦恋修成正果,任谁都掩不住那欢喜。可杨骚久久不来。她盼得眼睛都穿了,心急如焚,在众人面前却不敢流露一分半分,一直到曲终人散,杨骚仍没有出现。她在小说里都不忍写下的情节,杨骚竟在生活中,给她来了一出。

婚没结成,她以凌厉之笔对杨骚大加讨伐。繁华落尽,她发现,这些年,自己给自己披了一件爱情的华衣锦裳,可一路的荆棘,一次次刮破它、刺穿它、蹂躏它。他们决定合出一本他们的情书集《昨夜》。取名”昨夜”,意为”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白薇在序诗中这么写道:”出卖情书,极端无聊心酸。和’屠场’里的强健勇敢奋斗的玛莉亚,为着穷困到极点去卖青春的无聊心酸!”万念俱灰后,她采取的一种决绝的姿态:她要绝了与杨骚的情爱,断了自己的痴念,于是她把情感的最隐秘处公之于众,也为两人的感情画上句号。近20万字的《昨夜》出版,是一场为爱情公祭的盛宴,它像一把匕首,割断了他们之间的朝朝暮暮。

然而,抗战后期,他们又奇迹般地重逢了。在重庆,体弱多病的白薇旧病突发,发高烧,说胡话,几天几夜昏迷不醒。杨骚对病中的白薇照顾得无微不至,七天七夜衣不解带,寸步不离,精心呵护。看到曾经爱过的女人,因为自己的过错而身患重病,杨骚产生了一种”复活”式的忏悔心理,他请求原谅,渴望重新开始,要好好弥补她。朋友们也希望他们能握手言和,重拾旧好,结为伴侣。也许,哀莫大于心死,白薇对爱情心有余悸,历经千帆,她断然拒绝重归于好。她刚能起床,就扶着拐棍,拖着病腿,回到了自己简陋的小屋。她说:”悲剧,我演够了,再也不愿做悲剧的主角了。”她给杨骚的信中写道:”你现在变成一个完全的好人了,在这一转变下,从此,你栽在我心里的恨根,完全给拔掉了,你在我身上种下无限刺心的痛苦,已云消雾散了……”

情伤,爱殇。杨骚明白今生与白薇修好无望,他远走南洋,与当地一位华侨女孩结了婚。在南洋,他每月薪水不到70元,却寄50元给白薇。白薇再没有恋爱结婚,自我放逐到北大荒和新疆,独自一人,终其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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