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先生马克郁
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边从事戏曲研究，一方面为文学而准备。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忆罗隆基》。写毕，急急忙忙又恭恭敬敬地拿给丈夫审阅。他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专攻戏曲小说。就文学言，他是内行，我是外行。审阅前，我塞给他一支中华牌铅笔，并在耳边细语，道：”你看到有什么段落或句子写得还算好的话，就在旁边给我画个圈圈，以资鼓励嘛!”
他笑笑。一笑之间，我们的关系顿时从夫妻转变为师生。他坐着，我站着。近三万字的篇幅，他一页一页地看，我一刻一刻地捱。只见老公手里的笔，一动不动，我心里凉了半截。看到最后一页，他画了一连串的圈圈。我知道：这是专为”以资鼓励”才画的。瞅着这最后的圆圈，我都快哭了。
丈夫让我坐下，严肃地对我说：”小愚，你有丰富的经历和记忆。平时聊天，听你形容个人儿或说件事儿，都活灵活现的，可到了纸上，你怎么就干巴啦……”说话的口气，像训孙子一样。
“你知道自己缺少什么吗?”
“缺少语汇呗!”我说。
“不是缺() 少语汇，是缺乏文学训练。”
哦，原来我缺的是文学训练!于是，我便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训练。每天读古诗古文古小说，又翻阅当代读物。为此，订了许多期刊，包括《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自认为比较好的作品，读后拿给老公鉴定。他有时像法官一样，盯着我问：”你说说，这东西好在哪儿?”一听这口气，便知道自己又看走眼了。几年下来，也还真阅读了一些当下作家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中篇小说。其中一个中篇，题目叫《死于合唱》，看得我兴奋不已，打听这个叫”胡发云”的作者是谁?还不遗余力地四处推荐。书中描述的费普–一个民国时期的遗老遗少，从1949年起，他的日子从英租界移到了红旗下。由少到老，一辈子都在努力改造旧思想，努力地去适应新环境。结果，家庭、地位、财产、职业等等身边的一切都变了，可就是那份儿遗传下来的精神状态无法改变。正是这个文化的顽固性，让费普历尽坎坷，也让我读得热泪滚滚。我自掏腰包复印了许多份《死于合唱》，送给那些自幼家境甚好，就读于教会学校并精通合唱的女友们。她们也是一样的感受。只要我们凑在一起，就要说”合唱”。
一晃多少年。我与胡发云先生会面了。但我们的话题，不是”死于合唱”，而是死于癌症。我丧夫数载，他丧妻也近两年。由于亲人死于同样的绝症，我们的第一个话题便是病痛与死亡，也是一个反复的话题。
中年是最灰色的，如悠长的冬日，似飘落的雪花，胡先生比我坚强，他很快给亡妻写了长长的悼文，以寄托浓浓的哀思。悼文是用”伊妹儿”传过来的。我边读边哭，字里行间我听到了他的心碎声。文中，一段给病重妻子洗澡的细节，深深震动了我–
妻子说想洗个澡。胡先生跑了大半个武汉市，买来一个椭圆形的轻巧小浴缸，刚好可以放在病房里。他灌满热水，把妻子抱起来放进小浴缸，先用毛巾把锁骨处的输液接口裹严实，再一处一处给她轻轻擦洗。妻子自嘲地说：”我变得这么难看了。”胡先生笑着说：”我觉得不难看，那就是不难看。”然后又背诵了法国女作家杜拉斯那一句撼天动地的话–“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洗完后，他用了几乎整整一瓶护肤霜给妻子全身上下轻轻涂抹了一遍，肌肤立时就滋润鲜亮起来
写到这里，胡发云感叹道：”51年的生命。30年的相识。26年的夫妻。像一株自己种下的花儿，眼见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美。这种美，只有种花人自己才真正看见的……哪怕凋萎，也看得见其中绵延不绝的风韵。就像家里那几束早已老去的山菊花和勿忘我。”泪落染树，血流染枝。这篇悼文，使我看到一种以生命的执著去完成的宿命式的神圣爱情。
窗外，太阳冷冷地照着，我心里一片悲哀。世间最坚韧、最脆弱的关系莫过于夫妻了。夫妻?有谁懂得什么是夫妻?小时候，父亲谈及罗隆基私人生括，曾说过这样一句：”在中国，懂得女人的男人不多；懂得男人的女人也不多。”我没见过胡先生的妻子，但我觉得他是懂得自己的妻子的，他是懂得女人的男人。
我是第二次婚姻了。二次婚姻的特点是婚前双方要把所有问题提前谈好，权衡的分量大于的砝码。所以，婚后我和丈夫的关系，平淡得像”独联体”–松散的联盟。一人一间屋，各干各的事，各看各的书，经济独立，社交独立。日子再平淡不过了。可是一旦他倒下，那平淡后面的东西突然显露出来，血淋淋的!我恍然大悟：他不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生命的全部。我哭泣着不断哀求医生：”救救他，用我的命换他的命!”两次昏死在他的病房。我第一次倒地，他大叫：”这儿不是医院，这是虎口。我俩不能都掉进来，你要逃出去!从明天起，不许你来看我。”第二次，他就只能用无比忧伤的眼睛望着我，望着我。
丈夫的病越来越重了，那时我刚好写完《忆张伯驹夫妇》的草稿。他挣扎着一天看一两页，还在稿子上面做记号。并吃力地说：”小愚，你写得比以前好多了。也还有很多问题，等我的病好了，我来给你改。”过了一个多月，丈夫大概知道已经没有为我修改文章的可能了。他把稿子从枕头底下抽出来还给我。说：”写吧，写吧。等我死了，你就成功了。”
一天，丈夫的气色还好。他坐起来拉着我的手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段。后三段都是苦，前面的生，也未必是乐。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的标准。小愚，对你来说，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活下去!这是你父亲当年的叮嘱，也是我的叮嘱。我不担心你的工作，只担心你的生活。你什么都不会呀。我死后，谁给你领工资?马桶坏了，谁给你修?灯绳断了，谁给你接?你一个人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再找一个男人吧!”我扑在他胸前，放声大哭。
“死”是结束；”老病”是处在生死之间；而半生半死，最是痛苦。我和他都是半生半死人。此后，丈夫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靠输液和”杜冷丁”活着。一个周日，他的两个孩子都来探视。预感到来日无多的他，流着眼泪要求孩子：”你们今后要照顾好章姨!答应我，答应我!”其声嘶哑，其情凄怆–死神来临之际，夫妻诀别之时，我临近花甲之年，懂得了爱情，也懂得了男人。清理他的遗物，我发现一个纸夹。那上面的每一张纸，丈夫用铅笔写着同样的一句话：今后最苦是小愚，今后最苦是小愚。
丈夫死在位于通州的北京胸科医院。他去世六载。六年来，我双脚不过四惠桥，两眼不看东方红。以往夫妻的共同节目如看大片、看球赛、写对联、下棋、听戏、散步，我全戒了。
我一直以为人生有两件东西是属于自己的，一是情感，二是健康。丈夫一步一回头的离去，使我猛然醒悟：这个世界原来是什么也抓不住的!我内心那份绝望的寂寞，从此与生命同在。只要活一天，它就在一日，很深，很细。
一
静泽第一次出远门，去的是云南，彼时是和姐姐一起。姐姐说，她有大学同学在那边，会负责接待。
姐姐的同学叫沈嘉沐。机场初见，他穿休闲的白棉布衬衫，浅蓝牛仔裤，背一只黄褐色摄影包，眉目清俊，气质斯文，让静泽忍不住想起”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诗句。
那年静泽十七岁，正是会为爱情蠢蠢欲动的年纪。饭桌上，看着姐姐对沈嘉沐那样风情地笑，心里就泛了酸。在他们热烈谈论同班同学中有几个已经结婚了时，她再也忍不住，蹦出一句：我姐也快结婚了。那一瞬间，她看到姐姐瞬间失去血色的脸，心里有隐约的快意。
静泽并没有瞎说。在老家，姐姐有个追求者叫刘黎明，在小镇上开工艺美术厂。姐姐大学毕业后扬言将留在城市永不回来，他依然痴心不改地孝顺着她们的母亲。
后来静泽母亲患上癌症，姐姐只好回乡来照顾。姐妹俩从小失去父亲，刘黎明的作用被凸显。母亲缠绵病榻几个月后撒手西去，又是他一手料理了丧葬事宜。甚至连她们的旅行费用，都是他掏的。
姐姐说，静泽几个月没笑过了，想带她出去散散心。所以她们来了云南。直到见到沈嘉沐，静泽才知道自己在姐姐的云南之行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她只是一枚棋子，一个幌子，一道障眼法。她觉得纠结，纠结到心里荆棘丛生，所以出手搞了次破坏。
二
不知是否静泽的话太具破坏效应，姐姐第二天就生起了病。高烧发到三十九() 度七。烧退之后又极虚弱，只得躺在旅馆床上休息。
静泽就由沈嘉沐陪同游玩，只是他一直心不在焉，静泽知道，他的心，都在姐姐身上。她悒郁难平，狠狠地跟公车售票员吵架，因为售票员不肯收她的硬币非要纸币。沈嘉沐来调解，她不依不饶，一直吵到人家跟她道歉。
事后，沈嘉沐忍不住调侃她：你真是一株仙人掌。静泽愣了下，问什么意思?沈嘉沐扑哧一下笑出声：浑身都是刺呀。静泽装作不经意地问了一句：那你喜欢仙人掌吗?沈嘉沐的微笑在唇角隐去，他答非所问地回了一句：我喜欢水仙。
姐姐的病在第三天好转了，沈嘉沐带她们去了丽江。在一家安静的小酒馆里，静泽喝了生平第一支啤酒。那酒有着很好听的名字–风花雪月。
姐姐喝多了，失态地手舞足蹈，人人侧目，静泽觉得窘，避去了洗手间。装修古雅的台盆边，一盆水仙正安静地开着花。她伸手摘下一朵，随后又一朵，最后几乎是带着报复性质地，把所有的花都掐了。等她从洗手间出来，酒吧里已经不见了姐姐和沈嘉沐。她慌张地跑出去找，在酒吧门口大树的阴影里，看到两个激烈拥吻的身影。
她独自在古城四通八达的巷道里漫游。两侧的酒馆里，旅人们斗歌的声音此起彼落。是狂欢的盛世布景，静泽却感到无边寂寞。酒意袭上身来，她闯入一间虚掩着门的小院，趴在院中的小木桌上睡着了。等到她被发现的时候，整个人，已经烧得神志不清，医院里打了两天吊针才恢复过来。
姐姐回去之后，就跟刘黎明结了婚。云南之行，并没有改变些什么。生活的水流，依然有它固执的流向。后来听姐姐说，那晚为了寻找失踪的静泽，她和沈嘉沐两个人差不多把整条四方街翻了过来。静泽在心里冷笑：会吗?可能吗?你们一夜春宵都来不及。
关于那一夜的真实内容，已经无从考据，它只能缄默在当事人的嘴巴里。但不可否认的是，姐妹俩，因着一趟云南之行，各自生了一场病，为同一个男人生出了罅隙。
三
三年后，静泽在杭州上大学。同寝室的女生都不甘寂寞地谈起校园恋爱，唯独她心如止水。
当然只是表象。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个叫沈嘉沐的男子，就像一丛浮草出没心湖，影影绰绰，却经常会让她蓦然失措。
明知再见已是妄念，但在室友们提议假期一起出去旅行时，她还是极力主张去云南。买的是火车票，快到昆明时，一个同学-的车票不见了。这意味着出站时不但要补票，说不定还要罚款。对穷学生来讲，这不是小数目。
年少时，她住在他的隔壁。她从小就喜欢他，整天黏着他、追着他。彼时，他是个黄毛小子，她是他不屑的臭丫头。乡下的桃花开了又落，她对他的心却如竹子一样，一直青着。尽管她比他小三岁，他吵她骂她，把她带给他的吃食扔掉，与顽皮的男孩子一起欺负她。
她长得不漂亮，学习也不好，她把心思都用来讨好他。他的母亲常年有病，她就跑到他家里，洗衣做饭，聊天更衣，侍候他的母亲。那时，她就期望可以成为他的妻子。
他是骄傲和优秀的，他看不上她的贫穷和灰暗，他的志向在远方。他愤怒地把她赶出他的家门，向所有人宣布，他永远都不会娶她。
那些金子般的眼泪，滚滚落下，狠狠地砸在泥土上。她再也没有找过他。
后来，() 他考上了大学，去了外地。顺利地毕业，留到省城，结婚，生子，辗转调动，离婚。一恍惚，二十年岁月就那样过去了。或许，谁都会以为，当年的那个野丫头，和他再也没有任何瓜葛了。一个是知名大学教授，一个是嫁给他人的粗鄙乡下村妇。寂寞时，他也会想起年少荒唐，辜负了她对他的好。
偶然的机会，极其偶然，他在学校门口遇到了她。双方，都莫名的惊诧，仿佛岁月从来没有离开过。她比以前温婉了很多，身上呈现着知性女人的气质。是的，她并没有成为村妇。当年的羞耻，让她奋发图强，最终离开了那个村落。
他在B城工作的时候，她在B城上学；他在C城当科长的时候，她在C城小学做老师；他在D城培训考察的时候，她又在D城度假，她小姨是D城人；他在E城开会的时候，她又在E城读研；后来，他回到了A城，在大学从行政到教授，她在他学校对面的研究院工作。他和她是那个年代，他们村落里走出来仅有的两大学生。
命运似乎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她一直在他的附近，一墙之隔，他们一直不知道。近在咫尺，也远似天涯。墙是岁月，墙是命运，墙也是人心，隔开的不仅是爱情，还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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