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娲之爱｜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或许之于他们生活本就没有意义
他们是家境不错的北京土著青年，是没有固定职业的85后”理想主义者”。他们醉心于艺术创作，但作品却从来不为人知。
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他们从不关心，或许之于他们，生活本就没有意义。
三个没有任何交集的北京土著——刘滴川、杨洋、袁玮，在纪录片《说废话的人》中，“生活”在了一起。
该片导演张阴暗，本名张亦楠，一名北京女孩。当她举起摄像机捕捉素材时，想起了三个人：
初中同班同学，年少出书的刘滴川；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退学，想当编剧和电子游戏制作人的杨洋；既是“废话派诗人”，又是摄影师的袁玮。
他们都没有固定职业，过着与996完全不同的生活，想几点起就几点起，想工作多久就工作多久，在反叛又散漫的方式中艰难求生。
张阴暗的镜头对着这三个朋友的生活，一拍就是三年，他们在镜头前无所事事，自我吐槽，并且寻找着与现实和解的方式。
现实与理想
是一双手套的距离
“非洲有句谚语，鸟飞得再高，它的葬礼也要在陆地上举行。我偏不要，我就要死在天上，我一定要死在天上，我一定要在天空中绽放。”
戴着眼镜，圆脑袋的刘滴川，说着一口京片子，愤愤不平地讲出了上述这段话。
这是他考研的第四年。之前三次，成绩严重偏科，虽然专业考试接近满分，但英语只有区区二十多分。
从山东大学毕业之后，刘滴川没有像校友张悦然一样成为新一代文坛新星，甚至连出书的机会都没有。
无奈之下，他只能把自己的书捐给学校图书馆，只要能让人看见，他的心里就能得到些许满足。
他说：“人家对我文艺的东西一点都不感兴趣，听都不爱听，我一说人家就让换个话题。”
于是他非常困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对文艺不感兴趣。看似插科打诨的语气，却满含刘滴川对于生活的无能为力。
如果回到高中，他一定不会想到多年后自己的作品无人问津，毕竟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出版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填海》。
正所谓出名要趁早，年少成名的刘滴川也曾梦想过自己的人生会像韩寒、郭敬明这一代青年作家一样，年纪轻轻就名利双收，成为热爱写作的中学生眼中的偶像。
然而现实是，山东大学毕业的他甚至都不愿意提起自己的本科学历，别人问的时候他都说自己是大专毕业，他觉得混成这样不好意思说。
考研考不上，出书出不了，刘滴川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输了”这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带着一种心如死灰的味道：“毕竟已经输了嘛，我们二十岁的时候没有达到人家（别的作家）十六七岁所拥有的一切。”
梦想被现实掣肘，刘滴川渐渐明白他的才华或许不足以撑起他的生活。他觉得没有斗下去的意义了，再斗下去就会丢大脸。
他彷徨了，迷茫了。吃喝拉撒的生活需求将他逼入现实世界，他开始做网店，卖宠物用品。打包包裹时，透明胶带的撕拉声犹如梦想裂开的声音。
网店生意最开始因为送货量少，没有快递配送服务，刘滴川只能自己骑着电瓶车挨家挨户送商品。
他拖着几百斤的货，穿行在北京的寒风中，手被冻得丧失了知觉，划了一个大口子都不知道。填写快递单的时候，他感觉手上黏糊糊的，才发现血从伤口里止不住往外渗。
只有戴上手套，才能勉强止血。那双手套，是刘滴川特别珍惜的登山手套，用到后来里边的棉絮都飞出来了。
手套是他和作家生活的最后一个连接，手套毁了，曾经诗与远方的生活日渐远去。
过去的作家刘滴川，在文学中寻找快乐；现在的网店店主刘滴川，觉得最幸福的是送快递时有那么一辆公交车开在前边，他跟在后边吸尾气。因为寒风中的北京大马路上，公交车尾气是他唯一的温暖。
远离了诗与远方后，刘滴川变得沉默低调，周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曾经上过大学，出过书。
面对镜头，他悻悻地说：“太丢人了，混得这么糟，真没法活。”
游戏人间找乐子
生活就是要爽
比起刘滴川的失意，纪录片里的另一个主人公杨洋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有着胡同串子所有的特质，游戏人间、不求上进、吊儿郎当，反正就是正事不干，每天瞎折腾。
他折腾什么呢？
写出巨作。
他将自己放逐到某种乌托邦的世界中，去找寻让人痴迷的感受，说白了就是“爽”！
于是他一再去参加死亡游戏，他说：“不停地呼吸，然后你快晕过去的时候站起来，有一个人拿绳子把你的脖子勒住，进入休克的状态，休克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你只觉得特别爽。”
对于生活中的一切，杨洋都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你可以说他嬉皮，也可以说他缺少破釜沉舟的勇气。他行为上在接近，思想上却在退缩。
最初写剧本的时候，他很想写出一部巨作，到了现在却发现，自己写的是个什么烂玩意？
梦想在一点点变小，杨洋很清楚，写作的路太长了，他说自己有点不敢追求了。比起那些已经出名的作家，他觉得自己的写作之路没有希望。
写剧本的杨洋一分钱没挣着，他的生活无以为继，只能跟女朋友和一只猫生活在下水道漏水的房子里。两个人就连生病了都不敢去医院，给不起钱。
写作没有希望了，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杨洋开始摆摊卖自己的摄影作品。
他坐在路边的大理石凳子上，耳朵里塞着耳机，无所事事地摇晃着身体，并不急于招揽生意，遇到了熟人就闲聊两句。
他抱着游戏人间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买卖，这场生意更像是一个玩笑，颗粒无收。
杨洋同时干着好几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写作、画画、剪辑、表演、制作游戏，而这些事情没有一个给他带来收益。
他笑着和朋友说，自己正在靠给别人的剧本数字数赚钱。
深夜，他和朋友穿行在北京的老街玩着滑板，他一遍遍倾诉着自己的梦想与困境，他说自己很丧，却被友人一语道破——那就是懒。
时间流逝，催人改变，杨洋最后似乎放下了对于写作的执念。他开了一家游戏公司，生活也渐渐走上了正轨。
面对镜头，他发出了和三年前不一样的声音。
三年前，他坚持着自己的梦想：“为什么我还不放弃？因为我知道这事如果做成了我会特爽！”
三年后，那张玩世不恭的脸上，流露出一份坦然：“生活是生活，创作是创作，创作要生活，生活中要创作。”
抽烟喝酒说废话
但我是一个好女孩
当刘滴川与杨洋还在北京挣扎时，28岁的袁玮逃去了杭州，加入了“废话派”诗社。
她是一名诗人，也是一名摄影师。留着一头卷曲的长发，倔强的面孔显出叛逆和乖张。
已近而立之年，她辞去了挣钱的工作，一心投入到了自己喜欢的写作中。
从北京一路向南，袁玮来到了杭州，享受着这座城市的日出日落，黄昏的树影和黎明的空气，都让她感觉生命很美妙，美妙到死。
“不需要任何的工作，一切想死的都是好的。”袁玮脱口而出这句话的时候，眼神里带着一丝偏执，语气充满戏谑。
在“废话派”诗社，袁玮和同伴们写着不明所以的现代诗，他们聊着卡佛、麦克尤恩。
她探寻着文学中神秘的“我”，把自己对于生命的感受都投放到了诗歌创作中。
在KTV唱歌时，袁玮脱掉外套与朋友贴身热舞，跳上桌子肆无忌惮地扭动。
在朋友的聚会上，袁玮坦言，自己十七岁时，妈妈就想把她送到精神病院。说这番话的时候，她的语气很轻松，就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但其实，她和家里的关系，僵硬焦灼。
她坐在地上，看着手机，一字一句读着自己和父亲的聊天记录。
父亲说：“你都28岁了，生活早该独立了，可你总是依靠父母，你该认真规划一下人生目标，我们一直资助你的话就是在害你。”
面对父亲苦口婆心的劝导，袁玮这么回应：“刚停掉挣钱的所有工作，投入到写作和其他创作中，希望能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另：我说的资助是定时定额的，我需要来自家庭的安全感和稳定感，不知可否批准。”
很多人可能会不理解，为什么袁玮能够理直气壮地“啃老”？
在家人看来，袁玮脆弱、失败，甚至认为她是疯子，心理不健康。
失去了经济来源的袁玮，被母亲从家里赶出来，全身上下只有二十八块钱。她穿着洗得泛黄的衬衣，脚蹬一双脏兮兮的帆布鞋，在电话中哭诉家庭对她的伤害。
她说：“我生活中没有一件事情是稳定的，他们（家人）想要安全感，我也想从家里获得安全感。”
从小缺少关爱，家人给予的精神上的支持也较少，渴望获得安全感的袁玮只能从其它地方去寻找心灵的家园，所以她要写诗，尽管已经落魄至此。
她似乎已经回归到一种田园式的生活中，没有喧闹，没有现实，只有喜欢的诗歌围绕左右。
“说废话的人”不再废话
刘滴川、杨洋、袁玮，他们是常人眼中的疯子、异类、废柴青年……
然而纪录片的最后，刘滴川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时过境迁，他觉得自己非常渺小、幼稚，已经不敢去写出犀利的文字。
胡同串子杨洋剪去了长发，他三年前夜游北京的滑板上，赫然写着四个毛笔大字“天道酬勤”。
袁玮这个北京大妞，还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
在成人世界的大门外，他们四处徘徊，探索个人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
然而，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关于张阴暗
张阴暗，电影导演、小说家，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主要作品《说废话的人》、《不光彩的人类》。
13届FIRST影展征片
纪录片竞赛单元是FIRST青年电影展整个竞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2届以来已经有近百部纪录片通过FIRST影展的平台进入视野，《子非鱼》《种植人生》《昨日狂想曲》《囚》《四个春天》等纪录长片都曾拿下最佳纪录片奖项的板砖奖杯。甚至有《四个春天》院线公映，在公众观看角度亦持续保持高口碑。第13届FIRST影展征片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影片报名请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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