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娲之爱｜记忆中的历史，在交流中激活与传承人类的记忆与历史
六月挥之而去，高温与暴雨的交替构成了今年六月的气候底色。南方天气的闷热、高温与暴雨变幻无常，一时黑云翻墨压城，俄顷一阵狂风卷城而来，转眼间却是“苦雨终风也解晴”。曾经有一位诗人在六月里说，“九死南荒吾不恨”。是啊，何必西湖，无需荷花，“天容海色本澄清”。
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的《记忆中的历史: 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袁斯乔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是关于文化记忆研究的重要著作。作者在本书中主要以20世纪德国人的历史记忆为研究对象，研究的焦点是发生在个人、家族、代际和城市中的记忆与历史经验，同时也从公共舆论场的思潮变化和商业文化中的历史消费现象探讨公共领域中的历史经验实存状况。作为该书书名的“记忆中的历史”以及副标题“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指的是存在于德国人的个人与集体记忆中的国家历史，尤其是纳粹统治时期的历史，在记忆与历史的论述中包含了认识、情感和价值态度等多方面的研究角度。与“记忆中的历史”相对应的是“历史中的记忆”，历史不但被记忆所形塑，记忆也同样被不断变化的历史兴趣和历史书写方式所形塑。个人与集体，时间与空间，文字与图像，探索与消费，收藏与展示——所有这些都是承载着记忆与历史的载体或形式，而这些载体或形式的存在合法性与可能性则无不深受现实体制的制约。对于经历过纳粹统治的德国人来说，他们如何面对自己记忆中的历史和如何面对他人对他们与这段历史的关系的谈论和解读，这是很复杂和敏感的论题；尤其是作者在序言中提到的要探讨德国人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关系，这不仅是“记忆中的历史”，更是记忆中与现实中的政治，是我们在今天思考和研究记忆与历史关系的时候无需费心思考就能痛切地感受到的重大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正如孙江为该书中译本所写序言的题目所讲的，“过去”是不可回避的。顺带要说的是，这篇序言详细地阐述了该书的核心议题和主要思想，对读者阅读有很大帮助。
该书第二章关于“代际”之间的文化记忆的差异性论述很有现实的思考意义。“谁若年轻一岁，那他就不会明白”， 阿斯曼以马丁·瓦尔泽和君特·格拉斯的谈话中的这句话来切入文化记忆理论中的“代”这一主题。她认为这个话题的现实意义与经济问题最为相关，是因为逐渐进入老年社会的经济负担落在年青一代的身上；但是她要研究的主题是记忆与历史，是“体现在每一代人身上并且共存在社会中的不同历史”，她借用《时代周刊》的一个标题来说，这是“不同代人之间特定的理解界限”。（17页）作者认为，“一代与一代之间的界限产生于影响深刻的历史体验和社会创新，这些都是人们所经历的历史转折。尽管危机、战争或者时代的转折实际上与它们各自的经历者在一个同步的时空里，不同年龄层的人对这些事件的体验还是有区别的”。（19页）接下来她讨论了“四五年代”、“六八年代”这两代人的区别与联系状况，进而重建了这两代人前后的几代人的基本情况与互动关系，最后她认为，在各代之间存在着潜意识的联系和无意识的传递与委任。（50页）由于时代与生活语境的不同，阿斯曼的关注点和讨论对象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对我们而言，“代际”问题本身具有另类的现实意义。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年老一代对青年人的期望与忧虑还是年青一代对于未来的思考，恐怕大都是围绕着经济状况、个人成就与社会地位等方面的话题，可能很少家庭会以对历史经验的分享、相互之间在价值观方面的理解和讨论等作为日常关注的话题。历史经验在代际之间的断裂、失落是颇为普遍的现象，当年轻人表示对某一历史经验全然无知的时候，似乎都很自然会归因于学校教育，而很少想到在家庭中以及社会上实际存在着不同历史经验，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历史经验被尘封、记忆的交流被压制；更没有想到正是因为学校教育的缺失才特别需要在家庭中和社会上获得分享作为补偿。
当然，在中西方社会之间的代际问题还有一些同样重要的差异。阿斯曼说在西方社会的每一代新人的身份认同和行为很大程度上产生于与前一代人划清界限的愿望，他们要与上一代人拉开必要的距离，要向上一代人提出挑战。（20—21页）而我们看到的恐怕是更触目的另外一种图景：权贵家族的利益传承、平民社会的啃老族以及广场大妈大爷们的相亲角，历时性在这里被奇妙地转换为一种独特的共时性；在这样的图景中，“记忆中的历史”无疑要被漠视、被遗忘。也因为这样，阿斯曼在“战争一代的告别：公众的历史课”这一小节中所论述的问题就更值得我们关注——那些问题本来也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关于“公众的历史课”，孙江在译本序言中作了这样的概括：“奥地利前总统瓦尔德海姆与德国巴符州州长费尔秉格的辞世为人们上了两堂公众历史课，前者通过‘迟来的和解’指出在历史—政治的框架下，个体回忆让步于国家利益，对历史的罪行所进行的个体回忆不被允许；后者则因其对纳粹时代行为的辩解，出人意料地得到世人的接受和粉饰，根据当下需求型塑历史的行为被内在化了。”其中有两个很具体的问题是不能忽视的：一是真正经历过纳粹时代的人（无论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的人数正不断锐减，但是对于受害者来说，人们已经“非常有意地通过书面和影像的见证进行存档，来为他们将来的不在场做好准备”。（31页）；二是费尔秉格这种纳粹余孽为自己的辩解和装得问心无愧的样子是不足为奇的，令人惊讶的是之后的一代人的代表人物对这种态度完全接受，还要把他说成是反抗纳粹的勇士。作者说，“正是由于从纳粹帝国到民主宪法的价值观转变得如此深入且全面，后辈们越来越缺乏一种面对他们亲属‘棕色’生平中的历史事实（这曾经是一种常规现象!）的能力。……这一类似本能的强迫性掩饰行为正是由广传于国际社会并且在德国已经被内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极端独裁形象引起的”。(34—35页)我们不能不承认和不能不说，这两种情况都与我们的经验和想象有相当大的错位。
通过改造、形塑“记忆中的历史”而达到现实政治的目的，有太多的历史经验说明这是被不断袭用的“老谱”。在德国现代史上，魏玛共和时期有宪法保障的自由的选举体制、相互竞争的自由媒体和开放性的政治社团，但为什么在1933年仍有三分之一的选票投给了纳粹党？围绕着一次大战中的历史所展开的“记忆之战”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当原来由卡尔·考茨基负责的揭露德国官僚的发动侵略战争罪责的德国外交文档出版工作被迫中断的同时，庞大的史学官僚机构在“爱国主义”旗号下系统性地选择、编辑和公然伪造文件为威廉二世洗白，塑造美化战争的历史记忆，年青人正是在被这种历史记忆“洗脑”后自愿加入纳粹冲锋队。
在这里我想起过去读过的林恩( Ly-on，J．K．)的《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1951-1970）》（李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讲的是在诗歌与哲学的“相遇”中激发的历史记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大屠杀的追问和谴责，当时我在围绕该书的一篇笔记中谈到一个问题：既然历史记忆是在诗歌与哲学的相遇中必然会被激发出来的，那么就不必对在学术性话语的交谈和交锋中插入带有政治的、意识形态问题意识的历史记忆有所顾虑，不必以为这是一种不友好的态度和挑衅，只要想到正是有意识的回避和压制使遗忘正成为新的专制思想与反犹主义的前导。现在想起来，可以和必须更明确地意识到，所谓的“悬而未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究竟是压抑记忆、遮蔽历史或是激活记忆、交流记忆、敞开历史有紧密联系。在今天的学术产业中，有很多本来包含有“不可回避的过去”的现当代史研究论题，但是那些关于“过去”的记忆常常被包裹在时髦的学术话语之中的麻木与冷漠轻易地回避和遮蔽了。在这里，或许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不道德的”（阿多诺语）——如果失去、回避甚至压制关于奥斯威辛的历史记忆，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记忆与忏悔的能力，任何精神性生产都是不合法、不道德的。
在很多情况下，被遮蔽、被压抑的历史记忆终究还是会重见天日的，但是这种“重现”有时候会令人感到惊悸、恐怖和悲愤。阿根廷学者皮耶尔保罗•巴维里说在1975年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民主转型就经历着恐怖的记忆之战，那些被埋藏着尸骨并未被彻底遗忘，它们在各种角落里悄悄地爬出地面，不断重现在法庭上和政治与文化之中。“这些尸骨尽管一直被噤声，但并不沉默。” 2008年，西班牙法官巴尔塔萨•加尔松下令挖掘19位“佛朗哥主义受害者”的遗骨，进而以“反人类罪”起诉政治迫害运动中的杀人者。2009年3月媒体公布了一份题为《历史记忆法》的立法动议，要求对从前的非法处决发布道歉，并要求在公共空间中清除佛朗哥主义的文化标志（塑像、图案、街道名称等等），这与司法起诉一样激起社会的激烈反应，公众舆论极度分裂。（参见皮耶尔保罗·巴维里《希特勒的影子帝国：纳粹经济学与西班牙内战》，“序章 地下的尸骨”，刘波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但是在尸骨与历史记忆之战的博弈中还有另一种更悲催的可能，近日媒体追踪报道的邓世平案就是现实中的一例。正直的邓世平为监督学校工程而被杀害并被埋在学校操场下，现在案件被曝光后有记者问该校的学生对此案有何感想，有学生的回答是“不关我事，我只想好好学习”。这已经不仅仅是拒绝发生在自己脚下的事情进入个人的历史记忆，而且表现出对生命、是非、情感等价值的极度麻木与冷漠，这只能归功于教育中的冷漠的功利主义与价值虚无主义的病症。
阿斯曼在该书第四章“公共空间中的历史：作为记忆承载者的建筑”谈到柏林的历史记忆在20世纪如何受到毁灭性的抹除：“民族主义城市毁灭者的目标便是，消灭这种错综复杂的历史，从而让自身的历史取得绝对的地位。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进行彻底的大拆大建。柏林就曾蒙受了阿尔伯特•施佩尔狂妄自大的城市规划之垂青，当年施佩尔全权负责将希特勒和他对柏林的规划构想加以实现，并且是以专断野蛮的暴力手段。依据他们的规划，富有深厚历史底蕴的主城区将被改建成炫耀政治权力的舞台。为了满足庞大阅兵式和通视轴线的需要，城市风貌被宽阔的大道切割肢解而沦为中空；而超大体量的建筑则应当展现出纳粹政权‘磅礴无穷的活力与决心’，召唤起伟大与崇高的情感。”（92页）如果说城市建筑的大拆大建是历史记忆改造工程的“硬道理”的话，那么路名的不断改变则是这项工程的文化软件，虽是举手之劳（不就几个字吗？），却是影响巨大。“每一次政权更迭都会带来重新的命名，通过这样的重新命名，取得统治地位的今人对既往分层的历史做出改写与修正。历史的异质印迹应当得到尽可能的统一。”就如迪特·西蒙所说的，“对街道的命名成为政治上的胜利者所最为重视的战利品”。（94页）更有意思的是，阿斯曼形容在四十年的东德统治结束后，尤其在柏林，很多街道都急需改回原名，而这一过程“犹如一场极端彻底的驱邪活动”。（95页）是啊，还有什么比“驱邪”二字更能准确地表述那些执意要改地名的德国官员们心中的恐惧与不自信呢？
其实，在这些相当沉重的有关“记忆中的历史”论述之外，生活中还有一些相当轻松的记忆行为值得关注。阿斯曼没有把这方面也纳入研究视线，我们可以扩充为和谐生活中的个人记忆与历史。在生活中有不少事物充当了人类记忆的载体，但是我们未必重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相反会非常合理地以公共道德和社会管理的功利目标压制和消除它们。例如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旅游景观点的巨石或树木上涂写名字、愿景文字等等，这是我们都非常反感和反对的行为，但是从个人的历史与文化诉求的角度来看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记忆”的行为。被涂写、被刻划的某个名字可能代表个体生命中最强烈的记忆，有些表示怀念或只是表示“到此一游”的文字也有可能是书写者对记忆的期待或承诺，总之它们在今天看来的“不文明”之外不可否认同样具有其个人记忆的意义。那么，在公共管理与个人记忆之间，或许可以通过设置别出心裁的留言设施——可以做成仿真树木或高仿古迹——来满足个别人宣泄记忆诉求的愿望。其实在许多民宿客栈的酒吧旁边的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旅客的留言版也是具有这样的意义，在今天已经非常发达的电子社交网络面前，这些仍然执着于物质化的书写与记忆或许可以提醒人们关注提升交流的质朴性与人性的温度。应该不放过任何的形式与可能，在交流中激活与传承人类的记忆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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