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娲之爱｜自杀为什么也算“过劳死”呢？调查显示过劳是众多员工正在经历的现实

2015年12月25日，24岁的高桥茉莉从电通女员工宿舍四楼一跃而下，结束了她每月加班100个小时的人生。高桥毕业于日本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东京大学文学部，大四就得到日本首屈一指的广告公司“电通”的Offer，毕业后正式工作仅半年，这份令人羡慕的个人履历就此戛然而止。

高桥初中二年级时父母离异，全靠母亲一手带大她和弟弟。高桥家并不富裕，所以她一直很争气。入职电通之前，她就知道工作很辛苦。考虑到收入远高于她一直感兴趣的出版行业，为了让母亲轻松一点，她还是选择了电通。（《周刊朝日》2017年2月3日）

大学三年级时，高桥茉莉获得中国与东京大学的交流奖学金，赴中国留学一年。图为留学期间高桥茉莉（右）与母亲在长城合影。（《周刊朝日》）图片来自：东大新闻ONLINE

2016年10月，高桥之死被劳动基准监督署（相当于中国的劳动行政部门）认定为“过劳死”。

或许有些读者会感到疑惑，自杀为什么也算“过劳死”呢？

我们印象中，日本的“过劳死”大多是长时间在工作岗位上劳动，突然倒下不治。这样的“过劳死”主要是心脑血管疾病引发的猝死，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蛛网膜下腔出血。而从1999年开始， “因过劳引起的自杀行为”也被认定为“过劳死”，判断的基准主要是死亡前的工作时长。日本《劳动基准法》规定，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每月加班时间不得超过45小时。如果超过80小时，就有“过劳死”的风险。通常，死亡前半年内有两个月超时工作80小时，或死前一个月超时工作100个小时，就可能被认定为“过劳死”。

据调查，高桥自杀之前的三个月，每月加班时间长达105小时，基本每天都只能睡2个小时。她在推特中写道：“想到明天还得去公司，就害怕得睡不着觉。”

朴实善良的群众要问了：“工作太辛苦，大不了辞职嘛，有必要寻死吗？”

对此，筑波大学研究生院人类综合科学研究教授松崎一叶解释说：“过劳引起的自杀大多是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状态下大脑极度疲劳，判断力低下，一些极小的诱因都会让当时人产生‘死了算了’的想法。”换句话说，“过劳自杀”的人根本没有余量权衡利弊。过劳引起的身心压力，让当事人失去了判断力，在一时冲动下使出“昏招”。

松崎教授认为，高桥本人的“好学生”性格和职场经验不足也是导致她无法化解工作压力的原因：“对上司提出的不合理要求，一般人可能听听就算了，或是有选择地做。但她想尽善尽美把工作做好，同时又不会主动请求援助，只能放弃睡眠时间，自己一一去完成。这导致她不堪重荷。”

日本大型广告公司是过劳“重灾区”。广告行业竞争激烈，为控制人力成本，让每个员工承担尽可能多的业务是不言自明的规则。高桥事件发生后，业内人士纷纷发言“揭露内幕”。一位就职于博报堂（日本排名第二的广告公司）的匿名女员工称：“一个人负责十几二十个项目也是常有的事。”

工作这么多，完不成怎么办？自然只好加班。注意了，公司可没有强迫你，是你自己能力不行，没办法在8小时之内完成。所以你是自愿加班的哦！

事实上，那些看似游刃有余的前辈员工也在超时加班，只不过他们还能小心翼翼地走在高压边缘。

杂志《AERA》和日本雅虎发起过一次关于过劳的网络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是否因工作引起健康问题、家庭矛盾，乃至造成个人生活的崩溃？”受访的2800人中有2100人回答：“有过”。

有一名37岁系统工程师称，他在之前的公司工作了十年，基本上每两三年就会有一个同事“突然死亡”，实在受不了这种环境，三年前辞职了事。

（松崎教授采访与调查数据见杂志《AERA》 2016.10.24）

可见，过劳绝不是个别人能力不行的问题，而是众多员工正在经历的现实。

高桥事件发生后三天，时任电通社长石井直引咎辞职。

2015年（高桥事件同年），时任电通社长石井直与马云合影。图片来自：体育产业生态圈

经过谈判，电通以支付赔偿金的方式与死者家属达成民事和解。赔偿金额没有公开，但按照以往案例推算，预计超过1.6亿日元（相当于人民币1000万元）。

除了民事赔偿，电通还被法院裁定有“业务过失致死”的刑事责任，只不过被判支付的罚金仅有区区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5万元）。

“我们日本人天生热爱工作”

日本人有多热爱工作？或许从日本特有的“罐装咖啡”文化就可见一斑。

在日本街头的小卖店或便利店，罐装咖啡总是占据着冰柜的醒目位置。除了基本款的“BLACK”黑咖啡、牛奶咖啡，还有为现代人健康考虑的“微糖”咖啡，采用指定产地高级咖啡豆的“精选”咖啡等等，真不比专门咖啡店花头少。陈列着各种花色罐装咖啡的自动贩卖机，更是在街头小巷随处可见。

在欧美国家，人们认为喝咖啡是享受休闲时光（有不少咖啡店根本不提供外带服务）。而对日本人来说，喝罐装咖啡就是在每天喘不过气的工作中小憩片刻。两三口喝完，脑子清醒点了，马上返回工作岗位。所以除了日本，罐装咖啡这种商品在世界其他国家都没能流行开来。

罐装咖啡和日本人“热爱工作”的文化密不可分。日本罐装咖啡市场占有量第一的品牌“GEORGIA”（日本可口可乐公司下属），就把“工作的意义”作为广告宣传的方向。 “GEORGIA”的电视广告里，人气男演员山田孝之扮演了从蓝领到白领各行各业的工作者，他们在辛勤工作的空隙灌下一听咖啡，品味着工作的辛苦与甘美。

最近的GEORGIA罐装咖啡广告中，演员山田孝之（右）和染谷将太扮演的上班族在工间喝咖啡小憩。广告文案意为：“正因为如此（工作有意义），我才能奋斗下去！” 图片来自：Georgia.jp

在这种敬业文化的宣传中，工作不仅是劳动，更是社会价值。然而有光的地方就有影，伴随着“日本人爱工作”的美名，日本人的“过劳”问题也传遍了全世界。

日本过劳问题研究专家森冈孝二在其著作《过劳时代》（岩波新书精选系列）中提到，英语中本来没有“过劳死”这个单词，后来吸收了日语发音“karoshi”创造出一个新词，已经被《牛津英语词典》在线版收录。“过劳”就像“泡温泉”“赏樱花”一样， 作为一种“日本式生活”为世界人民所熟知。

现代人为何会陷入“过劳”的泥潭？

从贫困落后到高度发达现代信息社会，生活条件确实是越来越好了。奇怪的是，人们好像并没有过上了更舒适、更惬意的生活。工作压力无处不在，连日连夜的加班挤掉了所剩无几的个人时间，得到的回报是每个月工资卡里又多了一笔钱，但连花钱享受也变得越来越匆忙……

明明说好了，社会进步会带来美好生活，为什么人们却活得越来越辛苦呢？

日本东京新桥车站附近是大公司林立的商务区，被称为“上班族的圣地”。夜幕降临，新桥车站周边灯火通明，十分热闹。图片来自：BIOS新桥深夜房屋租赁。这个网站为加班赶不上末班车的上班族提供临时租房信息。

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中分析了现代人超时加班背后的主要原因。

日本的过劳问题与经济全球化有直接关联。20世纪中期，世界各地掀起了要求缩短劳动时间的运动，但在1980年代以后，这一趋势开始停滞。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企业可以在劳动力价格更低廉的地区开设工厂，或将相关业务外包给海外服务机构，就能节省大笔人力成本。为了与这些新兴经济体较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得不加入劳动力成本竞争，改变原来的高福利薪酬体系。企业开始精简正式员工的人数，转而雇佣价格低廉的兼职员工、小时工，减少福利待遇。

人员减少了，每个人的工作量就变大了，这就造成了工作时间的延长。而对底层计时工人来说，本来时薪就低，想要获得足以养家糊口的报酬，就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

管理和技术的发展使得普通劳动者的竞争力降低。在技术创新的推动下，企业投入了操作更简单的生产线，开发出流程更优化的管理系统。单一岗位的工作职能越来越明晰，只需做一颗“螺丝钉”。即使是流动性较大的兼职员工，经过简单培训也能很快上岗。

以前的小作坊时代，一名鞋匠只要有手艺，就可以自己决定工作时间。需要休息的时候就休息，改天开门了，还是有生意可做。而今天流水线上的一名制鞋工人要是想任性休息几天，老板很快就可以找到代替的人。凭他在厂里学到的一点技术，完全不可能自立门户。因此，生产技术越发达、管理越先进，打工者的议价能力就越低，只能接受资方的苛刻条件以换取生活保障。

至于外人眼里光鲜亮丽的“白领”，照样没有什么闲暇时间。比如上文提到的广告业，他们的工作时长并不比“血汗工厂”逊色。

“股价至上”的赢利观让经营者通过裁员获取利益。从经营者的立场来看，如果一名员工能完成三人份的工作，无疑是最合算的。优化人力（也就是裁员）意味着节约了人力成本，这会使公司的市值上涨，从而吸引到更多投资，经营者和股东双双得益。因此资本对于压榨劳动力是喜闻乐见的。虽然很多公司也有员工股票，但这部分份额与经营者手中的份额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对于基层员工，能不能抵回加班付出的劳动，恐怕很难说。

多亏了信息通信技术的飞跃，现代人只要有一台智能设备，就能随时随地干活。工作场所不再局限于办公室，工作时间和个人时间也不再可以用下班铃声一线划开。老板再也不怕一下班就找不到你人影了。

照理说，处于被压榨一方的员工应该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利益，要求资方实行合理的时间管理制度。然而，为了 “生活品质”，有很多人自己选择了高强度、高报酬的劳动关系。

与底层劳动者相比，这些“奋斗者”并非没有议价能力，也完全能够找到没那么辛苦的工作。但他们一边抱怨着工作苦，一边说自己是“不得已而为之”。对他们来说，不能维持“有品质的生活”，实在是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所谓“有品质的生活”，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花钱去消费。为什么“消费”如此重要呢？森冈引用美国学者斯格尔的研究指出，随着劳动大众的工资有了一定水平的提高，以中产阶级为核心形成了大众购买力，人们开始将“消费”作为“实现自我”的手段，进而形成了消费型资本主义。美国的消费型资本主义始于20世纪20年代，日本则从1960年代开始步入这一阶段。

人人都有攀比心，看到别人买了好东西，自己也想要；自己买了更好的，忍不住向别人炫耀。消费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而竞争性消费却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和“面子”。花大价钱购买并不怎么需要的东西，可以换回心理上的一丝优越感。然而始终有人比你更有钱，有更好的东西，所以必须继续加大消费力度，才能勉强维持这种优越感。

美甲沙龙使用的宝石都是漂亮的人造宝石，但最近日本出现了提供真宝石美甲服务的超高级沙龙。图中的基础款美甲用了钻石（0.36克拉）、红宝石和18K金珠，价值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8000元）。另有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万元）的奢华宝石美甲。图片来自：日本电视台《松子会议》

说到底，消费就是支出货币。想要在竞争性消费中持续“胜出”，就需要拥有更多货币。因此人们就会为了尽可能多赚而拼命工作。工作是为了消费，为了消费导致过劳，两者都无法松懈，于是形成“工作与消费的死循环”。

这样的“死磕”听起来很傻，但仍然让“终于富起来”的芸芸众生趋之若鹜。因为在这个由“过劳”和“消费”创造出来的“美好的交易时代”里，我们真的可以用钱买到很多好东西。

人们一边饮下过劳的苦水，一边享受着更多人的过劳带来的甜美果实。在这样的社会运转下，人的精神状态就像被不断拉伸的橡皮筋那样，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无法抱怨，因为欲望不止，痛苦就不会消失。

“天才”是时间熬成的？

不得不说，任何领域的顶尖人物，都是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炼成的。他们那些令人炫目的成绩带来的光环，让“工作狂人格”也有了特殊的魅力。

日本出版界最耀眼的“工作狂”当然是漫画家尾田荣一郎。他的代表作《One Piece》已经连载了22年，仍然保持着稳定的更新频率。尾田在采访中透露，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一直到夜里2点都在工作。每天睡3个小时，此外除了吃饭都是在工作。

尾田是日本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漫画家。《One Piece》单行本已经发行了92卷，日本国内累计销售超过3亿8000万册，刻下了日本出版史上难以超越的纪录。

这些辉煌的成绩也给他本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只是由于工作繁忙，除了给自家买了一个大房子以外，也没什么花钱的途径。2016年，尾田的故乡熊本县发生地震，尾田以《One Piece》主人公“路飞”的名义向灾区捐赠了8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800万元）。

为了表彰尾田荣一郎的义举，熊本县政府为“路飞”建造了一座雕像。2018年11月，“路飞”雕像在熊本县政府门前落成。熊本县知事蒲岛郁夫（左二）、熊本县吉祥物酷MA萌（左一）等手持象征“路飞”的草帽，出席了揭幕仪式。图片来自：产经新闻

那么，是不是每天工作21小时，你也能变成尾田呢？恐怕连最天真的人都会嗤之以鼻吧。工作时间长一点，可以提高产量；工作时间短一点，生产节奏就稍微慢一点。一个普通的作者如果保持工作量，大概也可以画出差不多数量的原稿，但内容精彩与否，就无法考量了。

由此看来，企业要求员工每天加班、超时劳动，其实是为了解决“产能”问题。员工贡献了时间，是为企业提升了“产能”，但与“提升价值”并不沾边。

肯定会有人“理性地”说，“长时间工作虽然不是成功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

不投入时间，怎么能有成就？”这种说法其实也搞错了重点。

问问尾田，你为什么能每天工作这么长时间？尾田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喜欢啊！”

因为喜欢，所以愿意把时间花在这件事上，甚至忘了吃饭、忘了睡觉——这就是 “废寝忘食”。在这样的状态中，我们根本不会去考虑今天花了几个小时，而只是自由地做事罢了。

所谓“天才”，并不是用“大量的时间”堆砌出来的，而是用“大量的自由时间”造就出来的。

每天奋斗21个小时是“大量的时间”，每天工作3小时，持续工作十年也是 “大量的时间”。自由地使用时间，自主地掌控时间，这才是才华得以发挥的必要条件。

因为可以自由地使用时间，才成就了天才的伟业。而庸人执着于计算“付出”与“回报”合不合算，只看到天才在埋头工作，就以为是长时间苦干才做出了成果，这实在是对天才最大的误解。

自由使用时间，代表了对个人价值的充分尊重，是人的解放。而强制规定下的长时间劳动，则是对个人价值的压抑和剥夺。毫无疑问，这两者是完全相反的。

异化劳动的代价

显然，大多数人根本没有“自由工作”的条件，摆在大家面前的是一条赚钱养家的现实之路。当人们以工资为目的去劳动，就背离了劳动本身产生价值的原意，劳动成为一种手段，一种交易行为：我出力，你付钱。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异化的劳动”。

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下底层工人的悲惨境遇。他在《资本论》中提到英国约克郡的数家纺织厂非法雇佣童工，强迫他们在粉尘飞扬的恶劣环境下连续工作30个小时。而最后工厂主受到的处罚不过是区区20英镑的罚款。

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工人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举行大规模罢工运动，这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8小时工作制”的诉求是“8小时用来工作，8小时用来休息，还有8小时用来做自己想做的事”。图片来自：网站JACOBIN。画家是Ricardo Levins Morales

工人投入时间和精力生产出来的东西却并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属于雇主；不仅如此，他自己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成为雇主花钱购买的东西。因此，他为企业创造的价值越来越强大，他失去的也就也多。只有工资可以为这种创伤带来少许抚慰。

两百年过去了，劳动者的生存环境已经大为改善。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黑工厂”早已绝迹。但是，超长的工作时间仍然在挤压员工的个人生活。

日本社会常见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与超长的工作时间脱不开关系。由于丈夫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工作上，妻子就不得不承担起家务和育儿的全部责任（日本请祖辈带孩子的情况较少）。

因为经济整体不景气，现在很多日本家庭仅靠丈夫一个人的工资，其实很难维持日常开销，于是妻子也不得不抽空去找一些短时间的临时工。《过劳时代》里面有一个例子提到，一家24小时营业的超市想招一些夜班临时工，原以为这个时间点能来的应该是身强力壮的大学生，没想到来应聘的大多数是30来岁的家庭主妇。白天她们要照顾孩子、做家务，只有晚上等孩子睡了，托付给爸爸，自己才有时间出来干点活。临时工是按时间计费，固然谈不上加班的问题。但要知道，来上夜班之前，这些主妇已经在家操持了一天家务了。

丈夫为了生计疲于奔命，妻子深陷“丧偶式育儿”的泥潭，双发都承担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夫妻俩几乎没有共同的时间，积压的情绪和不满自然很难找到化解的途径，更容易加深家庭成员之间的隔阂。

上班赚钱，下班闲暇时间夫妻两人聊聊天、散散步，这本该是家庭生活最朴素的治愈功能。可是为了应付工作，这些最基本的生活都被赶到了角落，取而代之的是“只要赚到钱，生活就能变好”的论调。钱倒是赚到了，但逝去的人生能买回来吗？

日本岩手县盛冈市 “先辈爸爸座谈会”上，几位年轻的爸爸分享了育儿生活的苦与乐。这几个家庭都是双职工，夫妻双方共同分担养家赚钱和育儿责任。如果夫妻中的一方不得不长期超时加班，共同育儿的家庭结构是不可能维持的。图片来自：岩手日报

被“工作狂”精神鼓动了几十年的日本人，终于开始思考，为了更好的生活，到底付出多少代价是值得的呢？

老板，我要回家吃晚饭！

《日经WOMAN》是一本面向职业女性的生活方式杂志。从1999年起，杂志主办方每年会举办“The Women Of The Year”（年度商业女性）评选活动，表彰在商业领域有突出贡献的职业女性。去年底揭晓的2019年度商业女性评选，出人意料地把大奖颁给了一位名叫中村朱美的女士，而她只不过是在京都经营小饭店。

日本的经济类杂志与各大企业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此前 “年度人物”大奖可都是颁给知名企业的精英女性的。那么，这位中村女士到底是做出了什么了不起的贡献呢？

中村朱美今年35岁，原本从事销售方面的工作，丈夫在房地产领域工作，都属于多完成一份业绩才能多拿一份钱的工作，工作时间也都很长。

中村的丈夫有个独门手艺，能做超好吃的炙烤牛排盖饭。为了经营起一份自己做主的事业，中村说服丈夫一起创业。2012年，他们开了一家牛排盖饭专门店。

小饭店的名字叫“佰食屋”，就如店名的意思，这家店每天只卖100份午餐，卖完即止，晚上不营业。菜单的品种也“极简”，只有炙烤牛排盖饭、炙烤牛排套餐和汉堡牛肉饼套餐三种，价格为1000至1100日元（含税，约合人民币60至66元），另加味噌汤、色拉两样配菜。以京都的消费水平来说，这个价位的工作午餐有点小贵，属于“今天中午吃顿好的”。

由于牛排饭十分美味，开店三个月后，小店就完成了每天100份销售一空的业绩，实现了预期盈利。

午餐时间，在“佰食屋”门口排队的人们。图片来自：网站Gigazine

按照一般的经营思路，这时候应该加把劲做好晚餐时间段，争取把营业额再翻一番了吧。但中村说，不干，晚餐时间我要回家和老公孩子一起吃饭。

原来，中村在开店之初确立的经营方针就是“尽早卖完100份饭，尽早赚到今天份的钱，尽早回家”。她不愿意为了多赚一点钱，去牺牲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开店之初，中村也参加过“创业项目融资比赛”之类的活动。但业内经验丰富的专家教授对她的商业模型完全不看好，还嘲笑她“你是不是傻？”

“专家”的否定并没有打击到中村，反而让她燃起斗志。中村认为，要开公司，就要开一家自己也愿意在这里打工的公司。她相信，工作是为了让生活得更丰富的手段，只要认同这点，这个社会就一定会需要她这样的公司。

中村是如何运营她的小饭店的呢？

首先，任何生意都要以盈利为根本。中村对自家牛排盖饭的口味非常自信，不愁卖不出去，所以营收的要点就放在原料成本控制上。比如进货，牛排用的是高级日本产和牛，一次性进货整块牛肉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但做牛排盖饭只能用腿肉最好的部分，那么剩下的边角料就用来制成汉堡肉饼，保证所有原料物尽其用，没有浪费。

餐厅不开发新的菜式，而是致力于把每份餐都做到最好。这样一来，厨房的管理难度大大下降，一家店只需要五名员工就可以运转，培训也变得非常简单高效。顾客无需抱怨没有选择——如果想吃别的口味，完全可以去别家店，但只要想吃牛排饭，来这里一定让你满足。

可以说，中村的经营方法和大多数的饮食店刚好相反。人家有一大堆TO DO LIST，她只有NOT TO DO LIST。成本和人力上的“零浪费”原则帮助中村提高了盈利率。

让员工安心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来店里工作的人和中村一样，都希望一鼓作气干完活，早点回家。这里的员工有单亲妈妈、聋哑人、家里有老弱病残要照顾的、四十多岁一般企业不肯录用的。他们绝不是那种混日子的人，反而是兢兢业业对待自己手上的活，力求把每件小事做好的靠谱员工。就因为没有往上爬的强烈欲望，又希望多点时间留给家人，他们被“精英分子”粗暴地鄙视为“不求上进”。事实上，这些人的诉求，只不过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最为基本的生活权利罢了。

“佰食屋”的工资和一般饮食店差不多，但只需做午餐时间段。这里的每位员工都给上社保。只要是在带薪休假范围内的，都会准假。像“今天是和女朋友的纪念日，想一起吃个饭”这样的请假理由也完全没问题。由于工作气氛好，店员之间关系都比较融洽，换个班什么的也都乐意相互帮忙。

要知道，日本的餐饮业可是加班过劳的“重灾区”，繁忙时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都不稀奇，而且由于餐饮业工作时间的特殊性，正好错开了用餐时间，从业人员是没法和家人共进晚餐的。至于业内大多数临时工，他们根本不可能有社保。“佰食屋”能做到这样的员工待遇，实属难得。

店里有员工说：“我一直在餐饮业打工，到了这里，才第一次有时间回家帮孩子洗澡呢。”“终于能够一家三口一起吃晚饭了。”还有一位男性员工，来这里工作以后谈了女朋友，结了婚，还享受了陪产假待遇。

“佰食屋”员工合影。中间的是中村朱美和丈夫。图片来自：Foodist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佰食屋”不但保证了稳步经营，还在京都市内开出了两家分店，分别经营牛肉寿喜锅和牛肉寿司。当然，新店也同样贯彻着“每天100份，售完即止”的方针。这证明了“佰食屋”的工作方式是可以复制的。

说起自己的成功，中村只是笑道：“我这样的公司可赚不了大钱哦！” 她表示，目标是让店能一直开下去，这样她的家人和员工就可以维持现在的生活节奏。与其追求业绩，不如在可控的规模内，合理安排好成本，保证收益，让公司维持安定的“低空飞行”就可以了。

“The Women Of The Year 2019”把大奖颁给中村朱美，是因为她开创的工作方式为解决日本社会“少子高龄化” 的难题提供了实际可行的办法。

去刻意追求盈利最大化，而采用短时间高效率的经营形式，让普通劳动者能够在得到合理报酬的同时也拥有自己的生活，让有育儿、照顾老人等需求的人也能细水长流地工作，这或许正是面向“人生100年时代”的日本所期待的新商业模型。

生活即尊严

二战后的日本，硬是从一地废墟“变身”为亚洲第一个发达国家，这里头离不开普通日本人的勤劳和汗水。那一代日本人以公司为家、为公司奉献，不仅撑起了社会的发展，还树立起了“工作为人生创造价值”的信念。

当年的不少大企业，甚至为员工建起了“企业墓园”。在日本佛教圣地和歌山县的高野山地区，就有至少100家企业的墓园，专门用来告慰把一生献给工作的员工，可谓将 “生是公司人，死是公司鬼”的集体主义精神贯彻到了终点。（《日本经济新闻》2016年7月16日）

位于高野山的UCC企业墓地，这是一家专营咖啡的公司。图片来自：日本经济新闻

现在这个物质富裕的日本社会是靠着上一代日本人的吃苦耐劳奋斗出来的，这种燃烧自己的精神固然值得敬佩，但毕竟是从穷困和贫瘠中绽放出的花朵，也充满了辛酸。企业提倡奉献精神，很多人为了工作，一辈子都没有享受过个人和家庭生活。尽管拿到了工资，却还是无法摆脱心灵深处的匮乏感。

而在一个真正富裕的社会，人们其实无需生活得如此憋屈。有闲暇时间做喜欢的事，享受恋人之间的美好时光，和家人一起欢笑……享有点点滴滴的丰富生活，才能感受到“富有”。

这样的生活绝不会存在于“过劳”的延长线上。那么，如果向往这样的生活，人们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又是否愿意放弃已经得到的显而易见的利益呢？

“平成”时代已经走到了尾声，日本仍然没有摆脱长期经济低迷的阴影。在这样的年景里，引起日本社会关注的竟然不是创造了多少市值的“独角兽”公司，而是“佰食屋”这种注定挣不上大钱的小餐馆。

时代的风向已经发生了微小但切实的转变。

工作不应该是“牺牲”，不应该是生活的对立面。有一份工作，是人立足于社会的根本。工作维护人的尊严，而生活本身，即是最基本的尊严。

一本秋刀鱼的书单

《过劳时代》

森冈孝二著，米彦军译，新经典文化/新星出版社，2019年

日本人让“过劳”一词闻名天下，但“过劳”绝不是日本一个国家的问题。资本运转的模式决定了“劳方”和“资方”既有共同利益，又有无法回避的矛盾。日本的长时间劳动阻碍了中国劳动者要求缩短工作时间的诉求，中国的长时间劳动也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劳动者的长时间劳动。在这场博弈中，各国的劳动者其实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

《青年们，读马克思吧！》

内田树/石川康宏著，李春霞译，东方出版社，2018年

内田树的《日本边境论》被认为是“继《菊与刀》之后又一本讨论日本民族性的名著”。其实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涉及当代思想、政治、宗教等领域，同时还是一位合气道武道家。本书是内田树与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石川康宏以书信形式合著的一本普及读物。石川对马克思著作进行介绍，内田则对此解读并发表看法，形成讨论。阅读伟人著作，读者也要有自己的思考。

《金钱教会我》

家入一真著，千太阳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

家入一真28岁时成为日本最年轻的上市公司老板，很快破产，随后又东山再起，重新创业。经历过“人生过山车”的家入对“金钱”和“在这个时代如何赚钱”有了非常具体的思考。这本书里讲了他的工作观，但更重要的是透露出“时代已经在发生变化”的强烈信息。2014年，36岁的家入以个人名义参选东京都知事。他的主张是关怀“家里蹲”，帮助他们融入社会，自如生活。最后他的得票名列第五。

《现场报道：企业墓》

山田直树著，EAST PRESS，2018年（暂无中译本）

日本佛教圣地高野山、比鄙降纳畲τ幸蝗浩笠瞪枇⒌哪沟兀这里供奉着为企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奠基人，也供奉着为企业奉献了一生的普通员工。这些墓大多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前的鼎盛时期建立的，大部分墓地并不掩埋骨灰，而只是供奉名字，用来“告慰英灵”。本书讲述了多家企业在历史巨变中的沉浮。繁华落尽，今天的日本人将如何看待那些为了国家和企业的高速发展“英勇捐躯”的“企业战士”呢？

《日经WOMAN》2019年1月号

日经BP社，每月1日出版

本刊是《日本经济新闻》下属出版社日经BP出版的面向职业女性的生活杂志，内容涵盖了职业规划、时间管理、理财规划、健康管理、生活技能等职业女性关心的方方面面。每年举办的“年度商业女性大奖”密切关注当下的商业动向和创业思路，反映了时代的风向。今年1月号刊登了“佰食屋”的专访。

转载来源:哪个妞污   ngn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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