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墙有耳”我们尴尬的夫妻生活
那是80年代初
我和她见了一面后，双方印象都很不错，后来我还约这个女孩看了一场电影。电影开始不久，我大胆地伸出手去握住了她的手，她只稍稍反抗了一下，然后就任由我握着她的手直到电影结束。
很快，我们就频繁地交往了起来。每天天刚亮，我骑着自行车早早地来到她家楼下，等她下楼后，我就骑着车子载着她把她送到学校。然后，我再骑着车子往单位赶。下午估计她下班了，我提前从单位赶到她的幼儿园，再把她送回家。
每逢周日，我还会约她出来玩儿，在公园里一待就是半天。我们两人坐在长椅上，紧紧地挨在一起，卿卿我我地聊着单位里的事，聊各自的家庭，也聊对未来的憧憬，总之有说不完的话。偶尔，见周围没人，我还会伸出一只手，轻轻地摸一摸她的长发，或是搂一搂她的腰。那种感觉，真的很美妙。
就在我们陷入热恋之际，我们之间出了点岔子。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邀请她去了我家，她见我家住房很拥挤，回家就把见到的情况向父母描述了一番。她的母亲觉得我家的住房条件那么差，就开始反对我们的婚事了。她是个没主见的女孩，在母亲的影响下，有一天她也吞吞吐吐地向我提出了这个最让我头疼的问题：你们家房子那么小，我们结婚后住哪儿呀？
在那个年代，一提起住房问题，与几乎所有的上海人一样，我的心中也就隐隐作痛。这是最让我们无奈和尴尬的事，特别在谈恋爱时，这几乎成了我们男人致命的软肋。像我家这样的特困户，更是难以启齿。
我们家的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一家三代，老老少少五口人――奶奶、父母，以及我和还在上学的妹妹。另外，我还有个哥，不过他有路子，和单位领导的关系比较好，婚后不久就搬到单位分的一间小房子里去了，虽然只有七八个平方，但却让许多人羡慕得要死。
这么小的房子住着这么多的人，对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简直不可思议，大家的压抑感也可想而知。我与父母之间就隔了一块布帘，他们之间的偶尔的性生活尽管小心翼翼，但是还是不可避免地让我们觉察到了。
现在我的女朋友既然把这个让我无法解决的问题提出来了，为了在自己还没开始痛苦之前就结束痛苦，我来了个快刀斩乱麻，赶紧先宣布“吹”了她。那时到底是年轻啊，敢想敢干，说分手就分手。我也没跟她解释分手原因，只说我们在一起不合适，至于哪儿不合适，我死活也不愿意跟她说。
就这样，这个幼儿园老师跟我分了手。这次感情经历带给我的刺激就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所有的山盟海誓都是假的，在房子这样的大问题面前都经不起考验。后来，再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就索性直截了当把自己的住房条件跟对方说清楚了。这一招还真灵，果然我刚一开口就把对方吓跑了。
这样折腾了一年，后来又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是纺织厂的，叫张素芳。介绍人把我的情况如实告诉她后，她竟然没有嫌弃我，愿意和我见一面。我跟着介绍人到她们厂一看，这女孩亭亭玉立，白净的脸上透着红晕，我马上就动了心。
初次见面，女孩对我的印象也还不错，于是我们就相处了起来。张素芳就像她的外表，是个温柔、纯静的女孩。她家离我家只有三站地，每天晚上没事时，我常会骑着自行车载她去外滩玩。那儿有一处著名的“情人墙”，我们的恋爱，就是从“情人墙”开始的。
所谓的“情人墙”，实际上就是一堵防洪墙，但这儿却是那个年代上海最浪漫的地方。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成百上千对青年男女，就会悄然出现在外滩，开始上演如今的人们无法想像的“集体恋爱”的话剧。
“情人墙”的产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上海人生存空间狭小、普遍住房条件窘迫，两代人或三代人同住一屋习以为常，男女青年到了谈恋爱的年龄，如果到对方家里去，就必须在那些家人的目光关注下呢喃低语、眉目传情，其尴尬可以想像。没办法，既然住房紧张，那就到户外去。
那时的公园，除了盛夏，晚上一般都不开门。夜间公园开放期间，黑灯瞎火的地方也经常有民兵、纠察、联防队员来巡逻，以保证公共场所不受污染。那时又没有咖啡馆、酒吧、舞厅可泡，故而情侣们大量涉足的活动场所只有马路，于是“荡马路”就成了谈情说爱的代名词。
情侣们荡马路自然愿意荡到人迹稀少、灯光昏暗的所在地，这样又引出了第二个问题，社会治安情况较差。到冷僻角落容易遭到抢劫或流氓阿飞的侮辱，或者纠察们过分热心的保护，不管情侣们是奋力反抗还是拔脚逃走，结果总是留下一段心有余悸的记忆，因此上海的情侣们不约而同地要找一个既隐蔽又安全的地方，众志成城，外滩“情人墙”就慢慢地自然形成了。
“情人墙”真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恋爱场所，在这儿没有人打扰你，也不用担心会碰见熟人，因为大家来这儿的目的都很明确，那就是谈情说爱来了，因此也不怕别人笑话你。即使陷入热恋中的情男痴女们忍不住做出一些“出轨”的举动，如抚摸、亲吻，别人也会熟视无睹，因此在这儿谈恋爱，不仅安全，而且还会很轻松，不必有任何顾虑。
我第一次和张素芳接吻，也是在“情人墙”那儿。因为这是我的初吻，所以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清楚地记得，那天她穿着一身白色
连衣裙，在微风的吹拂下裙角轻轻地摆动着，我和她靠在一处昏暗的地方，我的眼前除了她飘动的长发，就是默默流动着的江水了。记不起那天我们究竟都聊些什么了，只记得在我们身边大约半米的地方，正有一对恋人抱在一起长时间地亲吻着。
大概是受了他们的感染，我也鼓起勇气，突然抱住了素芳，疯狂地亲吻起来。她像是被我吓傻了似的，忘记了反抗，等反应过来后，她不仅没有反抗，反而比我更加热烈地吻着我。这是我第一次亲吻一个女孩，也是我此生感觉最激情的一次接吻。
从那以后，每次去“情人墙”，我们都会激情地接吻，然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有一次在“情人墙”那儿，我甚至还在亲吻她时，把手伸到了她的衣服里，摸到了她的乳房。不过，这次她没有让我得逞，而是狠狠地拿出了我的手，生气地骂我流氓，并警告我说，如果我以后再这样，她就不理我了。
我知道她是真生气了，从那以后一直到结婚，我再没敢做过类似大胆的举动。她对我这么厉害，我不仅没生气，反而还很得意，觉得自己的女朋友真是纯洁。毕竟，在那个年代，这个举动是绝大多数女孩都不能接受的。
经过一年多的交往，我和张素芳深深地相爱了。虽然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但我们的爱仍是那样的真挚，那样的情意绵绵。当然，除了“情人墙”，马路上、公园里、影院中偶尔也会留下我们的足迹，留下我们的海誓山盟。我们共同憧憬着未来美好的生活，共同向往着新生活的甜蜜。在亲人和朋友的一片祝福声中，我们携手走到了一起。
我结婚的时候，住房情况比后来在北京地区热播的那部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反映的还要糟。张大民住的是大院，好赖还可以通过挨一板砖挤出一块地方盖那么一间小屋。而我们家住的是楼房，只有那么一间房，总不能像张大民那样，把楼下的空地给占了吧？
那时，我们一家五口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楼房里，没结婚时，我们一家五口的床是这样摆的：我妈和我爸睡一张双人床，我奶和我妹睡一张双人床，而我则独占一张单人床。三张床摆在一起，中间用布帘隔起来，睡觉的时候把帘子放下来，白天则把帘子拉开。平时做饭都是在走廊过道里。
三张床紧挨着摆在一起，能留出的空间已经不大，仅够一个人侧着身子走过去，现在如果要结婚，必须得把我那张单人床换成双人床，那整间屋子肯定一点儿地儿也没有了，大家只能从床头下床，而床头则又要摆着桌子、椅子这些家什，晚上起夜，黑灯瞎火的，一不留神就会撞到上面。
事实上，我的这个担心并非多余，结婚那阵子，张素芳就因为不熟悉“地形”，好几次晚上起来到外面方便（小便可以尿到尿盆里，大便就得下楼到公共厕所里去解决了）都撞到了床头的桌子上面，把上面的碟子碗的撞得稀里哗啦地响。
这些生活上的不便，说起来还都是小事，克服一下也就习惯了，关键是这么拥挤的居住环境，严重地影响到了我们夫妻的性生活。妻子是个十分“讲究”的女人，她一直习惯不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和我做爱。晚上，她从不让我碰她。
她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充分得让我无法反驳：我们的旁边就睡着奶奶和妹妹，而隔着奶奶、妹妹，就睡着我的父母，我们的每一个动作，发出的哪怕最轻微的响动，除了耳聋的奶奶，所有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如果我和她在晚上大家睡觉时过性生活，那不明摆着告诉大家我们正在干什么吗？
我身高一米八，在单位又爱打篮球，身体很壮，是个性欲很强的男人。晚上睡觉时，看着身边躺着的娇美的妻子，很难耐得住诱惑，常会忍不住对她动手动脚。这时，她总是打着哑语，指着布帘那边的家人，示意我不要这样。有时，我不听她的劝告，想霸王硬上弓一次，她就会生气地拧我的胳膊。我虽然被她拧得很疼，但也只能忍着不敢叫出声来，我怕家里人听见，影响他们的休息。
当然，妻子也不是个完全“不讲理”的女人，有时她看我猴急的样子，也会很同情地帮我解决一些问题。她允许我在大家都睡着了的情况下，轻轻地抚摸她的乳房，或是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用手帮我把那些积蓄已久的东西释放出来。除了这些小动作，偶尔也有例外的时候。
有一次，妻子被厂里评为三八红旗手，得到了一张奖状，那天晚上她很高兴，竟然允许我真正地做了一次。那天深夜，等大家都睡着了，我慢慢地帮妻子脱下衣服，然后又悄悄地趴到了她的身上。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都小心极了，没发出任何声响。
妻子那天感觉也特别好，我刚趴到她的身子上，用手摸她的下面，感觉那儿已经很湿了，所以我很顺利地就进入了她的身体。我刚动弹了一下，就发现妻子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于是在她的鼓励下便试着加快了速度，不一会儿，她就发出了轻微的呻吟声。我知道妻子已经很兴奋了，但她还在竭力压抑着自己的呻吟，尽量不让别人听到。因为压抑，她的呻吟声在我听来并不是欢快，而是痛苦。
很快，我们就同时达到了高潮，就在我们快要把周遭的环境彻底忘掉时，突然听到了一声咳嗽。那声音是奶奶发出的，虽然很轻，但在我们听来却如一声响雷，顿时把我们吓得一动不敢动。我就这样趴在妻子的身上，屏住呼吸，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见奶奶不再咳嗽了，才慢慢地滑下妻子的身体，和她紧紧地挨着，老老实实地睡去了。
这次小小的惊吓，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以后无论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妻子都不会再用这种方式来“奖赏”我了。有时我憋得实在受不了，无论如何哀求她，她都无动于衷。为这种事，我也不好跟她生气，只得听她的。本来，这也怨不得她，谁让我家的住房这么紧张呢？她能不嫌弃跟了我，就已经不容易了，我还好意思怨她不“善解人意”吗？
在那个年代，像我们这种情况的上海夫妻并不在少数。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克服这种困难的，但我的确在好长一段时间都被这个难题困扰着，不知道该怎么办。在我们单位，不少刚结婚的年轻人也面临着我这样的困境。我曾在私下问过几个关系不错的哥们，有个哥们告诉我，他虽然家里情况和我差不多，但他妻子比较放得开，每天晚上他想做那个事时，她一般都不会拒绝。我奇怪地问，做那种事要发出很大响声的，他们难道不怕家里人听到？这哥们嘿嘿一笑，无所谓地说，怕什么，反正都是家里人，听见了也没关系。
我真羡慕这位哥们，羡慕他娶了这么位“放得开”的妻子。我的妻子张素芳要是能像他的妻子那样，该有多好呀？不过，转念一想，我又觉得张素芳之所以这样“放不开”，恰恰说明她是个很传统很正派的女人啊，一个男人能娶到这样的妻子，即使在性生活上不能得到满足，难道不也是一种幸福吗？这样一想，我又觉得很宽慰。
还有个哥们，家里住房条件也很差：父母和他的几个兄弟姐妹同住在一间20来平方米的房子里。但这个家伙却非常幸运，他的父母和几个兄弟姐妹都是三班倒，有时轮到上夜班，赶巧了就赶到一块儿了，每个礼拜竟然能给他们夫妻空出两三个晚上来。想想看，整间房子里，除了他们小两口，别的人都去上夜班了，他们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那该是多么过瘾的一件事啊！
这样的幸运儿，毕竟太少，大多数的人都不得不像我这样，因为住房紧张而眼睁睁地断送掉自己的性福。我还不算最倒霉的，据说别的厂子里，还有这样一个倒霉蛋，他们家老的老，小的小，家里每天不论白天还是夜里总有人在，他的老婆又像张素芳一样，是个“正派”的女人，不愿意和他在家人的眼皮子底下过性生活。慢慢地，他被憋得变态了。有一天晚上，他竟然偷偷溜进纺织厂，爬到房顶上看刚下班的女工洗澡，被纺织厂的保卫人员抓住后送到了派出所，最后据说以流氓罪被判了几年刑。
我曾把这个事例讲给张素芳听，谁知她听后竟不屑地说，真是变态、流氓，才判几年呀，太轻了，照我看，应该枪毙！我的原意是想让她明白，如果她再这么“正派”下去的话，过不了几年，我恐怕也会被压抑得变态，弄不好也会做出类似爬到女工澡堂的屋顶上偷看她们洗澡这样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