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轨后才明白丈夫是最爱
从北京某外语学院毕业后，我漂洋过海，在奥地利维也纳一家贸易集团公司工作。3年后，我和奥地利前夫相识了。
很快，我便被他敏捷的思维、渊博的知识和绝妙的幽默所倾倒。他向我求婚的时候，给我的不是戒指，而是两张1995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门票。婚后，我放弃了工作，成了一名全职家庭主妇，过起了悠闲的日子。但随后不久，我忽然陷入一种深深的迷茫之中。
平时，他一有时间就与我探讨《论语》和老庄著作。在他看来，我们中国人都是哲学家，说话办事就应该充满哲理。
那次我因孕期反应过度而住进了医院。半夜时，同室病友的吵闹使我无法入睡，我给他打电话，希望他马上开车接我回家。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虽然来了，却非常恼怒，叫道: “住院的是你，出院的也是你，难道不能忍耐一点儿？‘小不忍则乱大谋’，你们中国人怎么可以做母亲？”
我先是被他乱用中国成语逗乐了，但慢慢一琢磨，心却凉了。这样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他不是我心目中的洋人丈夫，我更不是他心目中的中国女人，我们越来越难以沟通，两人的距离就像中国与奥地利的距离一样那么遥远。我感觉到很压抑，我这个令人羡慕的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原来我以为西方人都很民主和平等，在家待烦了，我就想出去工作，他听后立刻瞪圆了眼睛说: “你们东方女性不都这样相夫教子的吗？你就舒舒服地做太太吧。等孩子上了幼儿园，你的时间会多得很，再忍一忍。”
我开始厌倦了单调的主妇生活，我每天的不同只不过是日历的更换和晚餐式样的变化而已。当婆婆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再要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我都快晕倒了。我忽然想起了电影《克莱默夫妇》里的一句话: “结婚前我是某人的女儿，结婚后我是某人的妻子，将来是某人的母亲，可是我从来没有成为过自己。”想着想着，我的眼睛湿润了。
难道就这样围绕着丈夫在异国他乡了此余生吗？苦闷之中，我拿起笔，开始为国内杂志撰稿，没想到竟一发不可收拾。国内一些杂志把我的旅奥经历发表出来。他也很喜欢那些中文杂志，鼓励我多写些东西。不久，我的两本书先后问世，还参加了签名售书活动。成功的快感已经不能让我停笔了。在国内的一次撰稿人的聚会中，我见到了一个红极一时的年轻女作家，她直言不讳地说: “写作对于你来说，永远都是贵夫人头上的一朵鲜花，只不过是一种饰物。而我们则是在用生命写作。你永远不能与我们相比。”
她的话正中要害，我无言以对，回到维也纳，我又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我想与他沟通，但他总是太忙了，总把我的痛苦归结成女人一时的苦闷，只要一次海外旅行，或是买几件好衣服，情绪就会扭转的。他对我精神需求长期的漠视，深深伤害了我。
在我极度苦闷时，一个也有过异国情缘的中国男人进入了我的生活。也许因为同病相怜，也许只是因为寂寞，在承受着强烈的道德谴责的同时，我还是与他发生了不该有的关系。当他希望我走出家庭，与他永远在一起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我已经无法自拔。最终，良心促使我哭着向丈夫坦白了一切，希望他能够原谅我。
但是，我太天真了，丈夫被我深深地伤害了，陷入了疯狂之中。为了躲避他，我带着孩子回到了国内，在一个风景宜人的海滨城市买了一套靠海的公寓隐居，希望可以用时间和空间来冲淡恩怨。但是没有想到，他误解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是与情人在一起，在冲动之下，他把离婚申请寄到了中国。当我看到那张终结我们多年的薄纸时，我跑到海边，放声大哭。而我短暂的婚外恋情也因情人的背叛而告终。我成了一无所有的女人，我跌进了地狱。
2001年底，我们离婚了，在财产上，我们没有任何争议，孩子的监护权归我，他每月拿出数量可观的抚养费。我至今都不敢回想那一年我与女儿婷婷是怎样熬过来的。母女俩像受伤的鸟，在世界上一个被人所遗忘的角落里生存着。许多朋友都不理解我，以为我是一个被有钱丈夫抛弃的可怜女人，甚至有人绘声绘色地讲起我的“风流韵事”。我一度精神崩溃，但为了婷婷我必须振作起来。
我先在一家电视台做节目策划，又开始以写文字为生。2002年，我一直疯狂地工作。生活虽然辛苦，但我却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充实的快乐。
当我的人生开始步入正轨的时候，我的心仍带着沉重的枷锁。大部分的电话时间里，他的声音里都似乎带着醉意，言语上充满了对我的怨恨。我知道他过着极其放任的荒唐生活。他把钱大把大把地花在了酒色上。离婚后，他多年积蓄的财产也几乎被他败光了。他甚至拒绝看望女儿。
左思右想，我请父母以孩子的外祖父及外祖母的名义给他写了一封信，大致内容如下: “奥地利儿子，不管离婚与否，你永远是我们外孙女的父亲，中国的家永远是欢迎你的。我们会永远把你看成自己的半个儿子。另外一点，人生的道路很漫长，与其离婚后互相怨恨，不如跌倒了爬起来，重新开始。”
信发出去后，前夫那边迟迟未回信，于是我又写信告诉他可暂停孩子的抚养费，我这边靠撰稿及翻译的收入足够支付我与孩子的开销，不必为我们担心。前夫终于回信了，他说前段时间他正在马来西亚办事，回国后读了信，非常感动。他很感谢中国父亲母亲的一片心意，他打来电话和我聊了一个小时，这是自离婚后我们第一次心平气和的长谈。长久以来压在我们心头的乌云终于散开了一角，谈到最后，他答应会在适当时间来中国。
2002年夏天，我和他时隔一年终于又在北京相见。我们在首都音乐厅欣赏了一场由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会。他特别兴奋，没想到西洋音乐在这个东方国度如此风行。我又带他到朋友家做客，他奇怪地发现: 居然都是男士下厨房，而且女人大多和丈夫一样在外工作。这次中国之行，让他对中国的看法大为改观。2003年春天，他寄来了一封信，里面全是庭院中我喜爱的鲜花的照片: 有紫阳花，玉兰花，薰衣草，最不可理解的还有一堆薄荷叶子。他在照片背后写道: “当时，你种这些花草时，我还嘲笑过你。你却说别看这叶子丑，可它们总有顽强的生命力，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直到这一瞬间，我才知道自己曾经多么自负！我的傲慢伤害了你！是我没有好好地爱你，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那一瞬间，我的泪水打湿了信纸。
2005年5月，他第二次来中国。我们拉着孩子的手，漫步在海滨，真没想到，我们三人还能有今天！在海边公寓里，他打开一瓶红酒: “小鹿，你越来越美丽，你是一个好女人，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我低下头道: “把你一个人扔在奥地利，我很是过意不去，只希望你能好好地生活。”他点点头说: “你就像一只候鸟，到时候总要飞回故乡的。祝你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作为前夫，我也会为你骄傲。”
临行前，我们在机场留下了幸福的“全家福”。上飞机前，他紧紧地抱了我的父亲母亲，说: “再见了爸爸妈妈，妈妈的饺子是世界上最棒的。”母亲抹着眼泪说: “儿啊，什么时候想吃，就告诉妈，妈会寄给你。”在分别的一瞬间，我看到他的眼中闪着泪花，心酸不已。
他走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望着你上飞机的背影，我的心很难受，你该有一个家了，找一个爱你的女人结婚吧。”他不久就回信了: “我在中国有一个家，已经很满足，婷婷可以有两个父亲，但不能有两个母亲，我已无意再婚。如果有一个中国男人既爱你又爱婷婷，就嫁给他吧，我会为你祝福的。你是一个好女人，你的人生应该圆满。”
我把他的信放在了梳妆台的最深处，以后我们没有再谈及彼此的婚姻问题，但是我们却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2006年春天，我的母亲被诊断为脑部恶性脑瘤。听到这个坏消息的时候，我几乎瘫痪了。我能够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打个越洋电话给他。我忘记了沈阳与维也纳有近10个小时的时差，他从睡梦中被我的哭声弄蒙了。当他终于明白了我在说什么的时候，他马上说他要订最快的机票来中国，在我跟婷婷最艰难的时候他要陪在我们身边。但是，考虑到他工作繁忙，我尽量说服了他留在维也纳静观事态的发展。他每天几个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一面询问病情，一面安慰我。他还在电话里嘱咐女儿要乖巧听话，这个时候一定要好好地帮助妈妈。
2006年4月30日，我的母亲已陷入深度昏迷。听说这些后，他在维也纳再也待不住了，马上坐飞机赶到了北京。当他从北京转机到了沈阳时，我还毫不知情呢。下飞机后，他直奔医院，见到我和婷婷，一下子就把我们搂在了怀里。然后，他向一直在母亲病床前守护的姐夫说: “对不起，让您一个人受累了。虽然我跟小鹿现在没有法律关系，但是按照中国的习俗来说，我还是妈妈的女婿。我没有尽到侍奉老人的责任，我抱歉！”
他没有食言。在妈妈的病榻前，他几天几夜地守护。为母亲喂流食，还为母亲擦洗脸颊。后来，母亲还是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他就按照我们东北的习俗作为女婿为母亲戴孝守灵。按照东北的习俗，守灵的第二夜女婿应该跪在丈母娘的棺椁前举行几个小时的仪式，他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外国人就显出不愿意，而是坚持到了最后。由于他不习惯跪着，最后腿麻得站不起来了。
他的行为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亲朋。
回国后，怕我过度悲伤，他的E-MAIL和电话不断，为我不断地化解忧愁。2007年10月里的一天，他在电话里说他自己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我追问了半天，他才说他已经决心不结婚了，要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转到婷婷的名下。因为我们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才是唯一有意义的。他说在他死了之后，还想用另一笔钱在中国建一所希望小学，他从小就喜欢中国文化，他爱中国，爱和女儿一样的中国儿童。我的泪不知不觉又流了出来，说道: “到那时，是不是该在学校门口为你塑一个铜像呢？”他笑了，说希望刻上这样的字: “这就是我们从未见过面的校长，有一点害羞，长得也不好，不过心还是很善良的。”
我哭了，几乎不能呼吸。我终于明白了: 离婚后，我们才似乎真正地了解。我以曾是他的妻子而骄傲，我以是他孩子的母亲而自豪。离婚后也可以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爱，即使今后我们彼此无论邂逅怎样的异性，谁都不可能代替彼此在对方心中的位置。会不会复婚？我觉得如果我们都能跨越当年的伤害，或许一切就会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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